本文讨论了两种乡村精英，第一种是与政党国家进入农村的组织路线有关，通过这条路线，从土改时期开始，形成贫下中农背景的大队/党支部/红家庭及其“我家人”的正式政治层面。第二种是由于自然村范围的家庭/集体生存需要，使农耕社会能人(乡绅、富裕中农甚至富农等)成为生产队/自然村的经营和管理者。对乡村基层治理的讨论很容易被政治观念史所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政治观念的长期影响，遮蔽了具体时空下的实况。首先是关于政治领导人问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后较有影响的观点是“士绅模式”。但七十年代以后，士绅模式被批评，被认为不适合研究当时的乡村。这些研究强调现代国家或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宰制和组织建构现实的能力。从这种路径出发，乡村社会的领导人被概括为“经纪人”、“代理人”或“国家中介”等，乡村社区在集体化时期被理解为“原子化”(此原子化与当下所称之原子化不一样)。这种视角背后的预设是理性选择等。但是这种视角下的研究都没有关注具体村落生计和生境对乡村领导人形成的影响。例如大多数研究都没有看到集体化时期生产小队与大队两级干部之间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将体现党的阶级路线的大队(行政村)干部，特别是党支部干部的角色等同于生产小队(自然村)干部。其次是关于政党国家与传统家族的内在关系虽然被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但是这种内在联系的地方性农耕环境和生计面向原因没有被深究。在厘清以上两种问题后，对于当下乡村社会的治理应当有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