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针对清末时期，清廷面对俄国强大的压力，无法坚持本身的外交仪礼体制，让俄国公使驻京，进而要求靴见同治、光绪皇帝，维系大清帝国自开国以来与周边属国藩部间稳定秩序的仪礼体制，自此终被俄国等列强破坏贻尽。本文论述了清末对俄外交仪礼体体制无法维系以及其失败的原因。
清末对俄外交仪礼体制失败原因探讨
【摘 要】
：
针对清末时期，清廷面对俄国强大的压力，无法坚持本身的外交仪礼体制，让俄国公使驻京，进而要求靴见同治、光绪皇帝，维系大清帝国自开国以来与周边属国藩部间稳定秩序的仪礼体制，自此终被俄国等列强破坏贻尽。本文论述了清末对俄外交仪礼体体制无法维系以及其失败的原因。
【出 处】
：
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
【发表日期】
：
2005年8期
其他文献
清朝康熙年间，由于礼仪之争，康熙下令禁止天主教传播，留在中国的传教士必须遵守利玛窦的规矩，并且持有内务府颁发的允许居留的红票，否则驱逐出境。各省的传教士许多都领了票，不肯遵守利玛窦规矩的被逐出中国或自动退出中国。然而，也有许多未领票者潜居在中国，领票的传教士也仍在公开积极传教，禁止天主教传播的禁令并未得到严格的遵守。雍正元年和乾隆十一年，在福建省的福安地方，因西洋传教士传播天主教，引发了两场大规模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朋党势力一直是瓜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派系。至晚清时节，朋党势力出现了式微迹象。那么，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参与的派系形态从古代朋-党到近代政党，中间经过了怎样的过渡形态?笔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晚清交通系的研究，初步认为：在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类似交通系这样的派系势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带有古代朋党痕迹，以经济利益为追逐目标，以经济实力谋求政治地位，
在研究清王朝对西北边疆的治理时，与哈萨克各部的关系及其治理政策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清哈双方的正式接触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通常把阿布赉向清廷递交归诚表文看作双方政治关系建立的标志。不过对于这种政治关系的性质，历来有“藩部”说与“属国”说的差别，而近年的一些研究注意到这一双方关系中的某些特殊性，提出哈萨克属于“外藩的外缘国”，“准外藩性质的存在”，或者采用“名义藩部”一词来表述其状况。关
字号是店名、牌号，是靠店家信誉、商品质量创出来的，既是识认商品的标志，即今人所谓商标，更是店家声誉所在和无形资产。光绪三十年(1904年)，成立仅仅一年的商部，作为保商之政，“采择各国通例，参协中外之宜”，制定《商标注册试办章程》28条，规定此后“遇有侵害商标事件，一经告发，由各该管衙门照办，以示保护”，从此，是否属于“商标”，有章可循，如果假冒或侵害商标，则有法可依。然而在清代的前此时期，专利意
明末清初，以利玛窦、汤若望为代表的西方天主教士，成功进入中国，开辟传教事业。康熙末，中西方文化冲突日益激化，酿成“礼仪之争”，触痛清统治者神经，禁教之事始复提出。之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几代皇帝，皆恪守祖训，禁教之焰日炽，遂出现“百年禁教”局面。这一时期，天主教在华虽被明令严禁，却一直禁而未能绝，主要表现为西洋传教士前仆后继不断秘密潜入内陆，内陆教会转入地下依然顽强坚持于僻乡穷壤，其间大小“
清代是一个奉行专制主义的官僚制的农业社会，赋税是清王朝的官僚制度赖以存在的财政基础，而其所处的农业社会这一特定发展阶段，又决定了它的赋税结构的基本特点。据王业健估计，在清王朝处于极盛时期的1753年，土地税占其7400万两税银的73.5％，而厘金与盐课等项仅占26.5％。可见，清王朝赋税的将近2/3来自农业，土地税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工商业的税收。毋庸质疑，自耕农阶层是清王朝将近2/3财政收入的重要缴
明代中后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发育日益成熟，出现了众多的区域性商人集团——商帮。在这一经济背景下，经商已不再成为一种为人轻视的职业，“弃农从商”、“弃儒从商”之现象越来越多。为了进一步适应商海竞争的需要，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日用类书，其中有些即属专门性的商业用书(本文简称商业书或商书)。对于明清商书，以往学界的研究已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对此，笔者已有专文介绍。但总体而言，以商书为中心，具体分
在清宫收藏的数万件藏传佛教造像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保留了清皇宫所特有的黄签(俗称黄条)，这些系于佛像身上的黄签题记，是清代的鉴定记录，反映出佛像本身及与其相关联的诸多历史信息，是研究清宫藏传佛教造像最直观和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附有黄条的佛像多由当时活跃于宫廷及蒙藏地区知名的喇嘛高僧、民族首领等人进献。本文以进献数量较多的扎什俐玛像为例，结合黄签内容和档案资料，考证佛像进入清宫的时间、进献者及进献原
在中国近代史上，列强多次发动侵华战争，致使我国蒙受巨大损失，但由于多未调查统计，缺乏具体数据，故史家每论及此，往往以“空前浩劫”之类笼统词语模糊概述。然而，笔者读史之际，发现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奉天当局曾做过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一次战争损失调查，从其中的一些数据，可见列强侵华所致损失的一个缩影。值日俄战争百年之际，谨就此作一论述，既以弥补史界空白，并以之作为桑梓惨历兵燹，蒙难百年的一个纪念。本文论述了清
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安徽团练首领苗沛霖再度叛变，占据怀远、颖上；又派兵进攻寿州，而亲自围攻蒙城。蒙城之战爆发。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关于是役的若干奏折录副，以及两幅作战态势图。第一幅是当年九月初十日前后漕运总督吴棠奏折的所附的《现在官军进扎蒙北情形图》，第二幅是十月二十三日前后前线官员奏折所附的《蒙城周围官军扎营形势图》。笔者即以上述的若干奏折录副以及两幅作战态势图为主，再参考其它相关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