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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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开始,高校扩招改革在中国正式启动,高校规模急剧扩张,其增幅之大、增量之多、出台之急、影响之广都创下了中国高校发展之最,在世界上也属罕见.这一现象背后的推动力究竟是什么?是偶发性的还是历史长期积淀的因素导致?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皆围绕政府、市场与大学自治三个基本要素的关系与作用展开,那么高校扩张的政策动因、市场需求与学术追求之间存在怎样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机制?本文介绍了高校扩张阶段式发展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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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开始,高校扩招改革在中国正式启动,高校规模急剧扩张,其增幅之大、增量之多、出台之急、影响之广都创下了中国高校发展之最,在世界上也属罕见.这一现象背后的推动力究竟是什么?是偶发性的还是历史长期积淀的因素导致?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皆围绕政府、市场与大学自治三个基本要素的关系与作用展开,那么高校扩张的政策动因、市场需求与学术追求之间存在怎样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机制?本文介绍了高校扩张阶段式发展的特征，并从管理体制、招生制度、政府控制、市场力量和大学自治等方面分析了高校扩张的精英取向及“大众化”取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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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公共教育的"公共性"和"公益性"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不同的内容,农村户籍的家庭及儿童在公共教育资源的享有和获得方面始终处于不利处境;农民为谋生计离土进城务工,带来了其子女生存、就学、安全、健康的诸多问题."都市化进程"以农民工核心家庭成员长期分离、儿童发展长远利益牺牲为代价;农民(工)的生命周期、生计特点和身份限制了他们教育选择;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合法性前提是解决农民核心家庭成员"居"和
以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政策变革首先必须从问题建构开始.教育舆情分析作为社会舆情分析的一个子系统,在构建政策问题、诊断政策环境、纳入政策议程、甚至提供政策建议等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成为了教育政策变革的启动机制.本论文结合教育政策案例,对教育舆情分析启动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和方式进行了微观层面的社会性分析,结合案例对中国教育政策变革、教育决策优化提供了一些方法论启示和实践反思.
本文根据云南屏边一个苗族山寨的田野调查,讨论了苗族根据自己的历史性来看待现代教育,并使之镶嵌于苗族的神话与民族国家的教育工作之间的这种状态.对苗族这样一个没有自己文字的山地游耕民族而言,对文字与承载文字的教育的想象难以和他们的历史感割裂开来,这需要从他们的神话着手.本文从苗族中流传的"丢失文字"的神话中,解读出苗族理解文字和教育的观念结构,并认为由它形成的历史性并没有随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而消失,相
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方法,对贵州六个贫困县域的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在留守儿童教育方面,农村社区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尤其是新农村建设和计生工作资源,但由于组织隔离,这些资源发挥不了重叠影响的效应.因此,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应该置于一个更宽广的研究视野中.
本论文对陕西某一村落三个家庭选择送孩子上什么学校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三个家庭在选择孩子上什么学校的问题上理性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其中经济贫富状况并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养儿防老则是一个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文章据此提出了"养儿防老效益型教育观"的概念.
本文以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中国男女公民在学习状况上存在的差异.结果显示,性别影响了学习资源的获得;两性之间的学习动机、学习方式有所不同;女性对自我学习能力的评价低于男性;男性参与非正规学习与培训的机会比女性多.此外,男女媒介接触方式和从媒介中获得的收益也有不同.另外,数据还呈现了性别的数字鸿沟问题.最后,本文章对上述结果进行了简单的分析解读.
从不同的角度,对学校实质会有不同的理解.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学校,学校既有一定的依赖性,同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前者表现在受国家的规制,后者源于学校资源获得渠道的社会化.
本文通过调查数据,描述和分析了下岗失业者子女在中、小学校(尤其是高级中学)所遭遇到的经济排斥、社会人际关系排斥、制度排斥以及文化排斥.本文认为,教育排斥实际上是把对失业者个人的排斥延伸到其子女教育层面,是社会排斥的代际延续.因此,下岗失业者子女在教育上不仅处于"不利"状态,而且处于被排斥状态.经济、社会、文化不利,均不足以解释他们学业的低成就,事实上,学校中经常甚至是时时发生的排斥,才是弱势的社会
本研究综合对不同思潮、理论的整理与探索後,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运作和概念其实是具备了一种游移(shift)与变动(dynamic)的特性,而推动这种游移或变动的力量主要分为外部与内部两大因素,外部因素即是不同的区域经济体或政治力量影响而成的全球化(globalisation)(但亦有许多欧陆学者使用「欧洲化」[Europeanisation]一词);内部因素则是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同时空有其变化,但
从《教育的出路与社会的出路))等梁漱溟代表性的论文来看，与陶孟和、傅斯年等民国学人一样，梁漱溟的教育思考也是以对社会状况的悲观认识为基础，其教育思考的宗旨亦都是为了分析中国教育与社会的危机，并为中国教育与社会摆脱危机寻找出路。不过，与陶孟和、傅斯年一系的自由主义学人更多地是从西方“现代性”出发对中国教育及社会状况展开认识与改造不同，梁漱溟则认为，西方“现代性”恰恰是将中国教育及社会拖入危机境况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