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中国电影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电影理论、电影批评与电影史共同作为对电影“本体”研究的重要分支.电影理论与电影批评等作品的出版不仅作为中国现代电影史料的重要部分,映射出中国电影发展的理论与逻辑基础,并在电影的创作实践中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历时性分析,重点梳理了中国现代电影理论批评史料的出版概况.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电影艺术家的理论批评选集、文集、专集;出版机构、研究机构关于电影理论、电影批评的丛
【机 构】
：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电影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电影理论、电影批评与电影史共同作为对电影“本体”研究的重要分支.电影理论与电影批评等作品的出版不仅作为中国现代电影史料的重要部分,映射出中国电影发展的理论与逻辑基础,并在电影的创作实践中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历时性分析,重点梳理了中国现代电影理论批评史料的出版概况.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电影艺术家的理论批评选集、文集、专集;出版机构、研究机构关于电影理论、电影批评的丛书、合集;研究者整理编辑的综合性电影理论批评文选、汇编.其问题在于:在文献史料方面收录不充分;在编选标准、编排体例、体系中存在可商榷之处.笔者提出,在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专题编”“沪内沪外编”“杂志、报刊分类长编”的编排路径以供探讨.
其他文献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第十五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我国唯一以茶为名的湖南茶陵县召开,特别有意义.回首40年,岁月峥嵘,天翻地覆,成就辉煌;展望未来,时代鼎新,弄潮逐浪,更上层楼.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中,中国茶人的梦想也饱含其中,那就是“复兴中华茶文化,振兴中国茶产业,再创茶业强国辉煌”.如今中国发展的航船驶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根本.“小茶叶,大产业”.茶叶产业作为绿色产业、健康产业、富民产业,在实现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地位.当前,株洲要抢抓机遇,发挥优势,挖掘茶祖文化,打响茶祖品牌,做大做强茶叶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文化交流大使”冈仓天心一生频繁往来于中国、日本和美国等国家,使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遇,也让西方世界听到了亚洲的声音.他精通中、日、英三种语言,学识渊博,通晓东西方古典文学、哲学、美术、宗教等.20世纪初,冈仓天心接任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东洋部部长,其间多次用英文演讲并举办茶会,广交志趣相同的文人墨客,并受到社会名流的推崇和资助.他先后用英文出版了三部著作,其中《茶之书》影响力最大,出版后长销不衰,后
延续宋代寺院茶禅心的日本抹茶道与继承明代文人茶席趣味的日本煎茶道,体现了中日交流之道.在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视野下,应立足于中国文化,以包容的心态来理解尊重并学习借鉴外来文化.
日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川端康成深谙茶道.茶道作为最强烈的日本文化符号,成为其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主题.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品《千只鹤》及续篇《波千鸟》,完全以茶道文化为背景展开创作,成为茶文学领域中不朽的经典.作品中对茶道的描写与理解,值得分析.茶文化深刻作用于文学,同时,以文学的方式来感悟茶,二者互为解读与审美的对象,将《千只鹤》这部作品推上最高的文学殿堂.
茶于1200年前从中国传入日本,时至今日,两个国家已各有适合其环境的不同饮茶法.近几年,日本的饮食生活越来越西方化、简便化.由于饮食生活中饮品的多样化,人们对茶的需求逐渐减少,不备茶壶的家庭并不少见.本论文将考察其中原因,以及作为国民饮品的茶的饮用现状.通过对日本产茶地区的调查,展望茶叶行业的未来,倡导茶叶行业的活性化及扩大茶叶消费.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国内大众家庭的咖啡消费超过茶叶消费,茶叶消费走向低迷.同时,PET茶饮料迅速普及成为茶类消费的主体,急须冲泡的日本茶传统饮用形式逐渐走向解体.日本茶企迈向海外寻求出路,引起海外日本茶热,带来出口量约18倍增长的奇迹.当海外流行的新型的日本茶消费形式再回归到本土时,日本国内受其影响而爆发了以抹茶为主的日本茶空前大流行.日本茶正在与多元的“他者”结合重生,创造新的茶时代.
18-19世纪间,英国超越原本生态边界的限制,利用帝国政治、科学知识和自然生态,主导了中国茶的空间转移与印度茶的兴起.这个与茶相关的帝国实践是英国当时在政治、经济强势地位的表现,更是殖民时代英国在生态控制、科学应用及知识权威方面的集中体现.它展示了自然之物如何在英国海外扩张的范畴内被逐渐融入社会建构与帝国生态的进程之中,也体现了人类的历史活动如何受自然影响与限制.
集学者、教育家、编辑家于一身的黄觉民在抗战时期主编《教育杂志》四年之久.在艰难困苦中他坚守期刊岗位,极力倡导战时教育期刊的大众传播导向,以教育学者的专业眼光,引导杂志持续深入地关注战时教育议题,精心编织杂志的战时话语体系,深拓杂志的国际视野,使战时《教育杂志》既不失权威教育期刊的专业水平,又成为凝聚教育界人士进行“文化抗战”的重要媒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