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4.77%,在高速城镇化尤其是在"人"的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因生活环境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等影响人们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的问题。"城镇化老年人"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就地转化为或迁入城镇的老年人。他们在经历个人生命周期转型的同时还要经历家庭周期的转型,因其生理、心理特殊性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本研究以主观幸福感作为衡量城镇化老年人个体健康的指标,在城镇化背景下探讨压力、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在城镇化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上的作用机制。采用城镇化老年人压力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量表对445名山东省城镇化老年人进行测查。结果表明:(1)城镇化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在年龄、城镇化时间、家庭年收入、所属地、居住情况差异显著。(2)压力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城镇化老年人主观幸福感,β=-0.23,p<0.001。(3)积极应对方式在压力和主观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消极应对方式在压力和主观幸福感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且中介作用受到社会支持的调节。在低社会支持水平组中,积极应对能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0.32,t=4.79,p<0.001;消极应对不能显著预测幸福感,β=0.21,t=1.51,p>0.05。在高社会支持水平组中,积极应对不能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β=-0.12,t=-0.94,p>0.05;消极应对能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0.29,t=-3.70,p<0.001。具体而言,对低社会支持的城镇化老年人而言,当城镇化压力增大,城镇化老年人采取主动面对困难等积极应对方式减少,导致主观幸福感水平下降;对高社会支持的城镇化老年人而言,当城镇化压力增大,老年人采取逃避问题等消极应对方式增多,导致主观幸福感水平下降。本研究在城镇化背景下,揭示了老年人压力、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在提升主观幸福感上的作用机制,探讨了积极应对与社会支持的保护作用。提示我们要提升城镇化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必须充分关注他们所处的环境系统、个人特征系统以及系统间的交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