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来,大量海外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传入中国大陆。这些研究以新颖的理论观点、独特的研究视角,给大陆学界的文学研究带来较大的影响与冲击,形成一阵猛烈的“海外学者冲击波”。在这些海外学者中,王德威既是佼佼者之一,亦颇具典范性与代表性。本文作为对王德威的个案研究,将聚焦于他的“晚清的现代性”、“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及“华语语系文学”三种最富影响力的论述,既对它们统整合观,说明诸种命题的同一性;又分而论之,逐一对话;以期在此过程中揭示王德威的方法与立场。论文由六部分构成:第一章,从总体上揭示王德威的方法与立场,即“小说中国”(Narrating China)。“小说中国”是王德威在文学研究中一再重复的“原型语码”(linguistic/narrative prototype),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学术命题、理论创意及话语框架,皆可视作“小说中国”路径的衍生与延伸。“小说中国”具有多重意涵,包括“由小说看中国”、“虚构中国”、“解构中国”等。历史的对话式想象、文学的差异性自由以及去“中国”中心化,三者分别构成“小说中国”的义理、伦理与地理。第二章,重审王德威的“晚清的现代性”论述。首先,本文试图论证王德威对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定位与描述,总是以“五四”文学作为反向参照和“对话/对立语境”的。因此,他所构造的晚清现代性的诸种面向在本质上是论辩式的。其次,本文将王德威的晚清小说研究、写实主义文学研究与当代小说批评连锁在一起,将三者并置一处观之,探讨其“晚清现代性”论述的生成,并指出王德威在19世纪末晚清小说与20世纪末中国小说之间建立回应关系,是一种寓言式的历史叙述,而非严格的历史分析。他通过把“前革命”文学与“后革命”文学拼贴在一起,讲述了一则“告别革命”的历史寓言。第三章,探讨王德威的“抒情”论述。他的“抒情”论述,可以看作另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提出,都是“小说中国”的一种方案。“抒情”与“史诗”的对话,是王德威重审文学史的方式。通过两者的对话,他所质疑的不仅是“史诗”所代表的“感时忧国”的精神,亦是位于“史诗”这一方,由“启蒙”与“革命”所表述的中国现代性,同时也意在扰乱单向的文学史动线。王德威的“抒情传统”只是一项现代“发明”,其问题意识既来自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也出自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在王德威心中,“抒情”代表文学的伦理,“史诗”代表历史的“怪兽”。第四章,阐述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论述。“小说中国”的最终形态的是众声喧“华”,意即一个去中心的、非等级化、多元对话的华语文学世界。鉴于“中国现代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等概念已无法适应这一要求,王德威转而寻求一个开放、对话、包容、多元的理论框架——“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由史书美首创,后被王德威挪为己用,但两人的方法与立场有别。史书美以“后殖民”作为“华语语系”的理论预设与实践立场;而王德威则从“后遗民”视角出发,对“华语语系”进行重构。第五章,将王德威置于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这一脉海外汉学的学术谱系之中,阐述三者对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与借鉴意义。近三十年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其内部的辩证发展,而大陆的文学史研究范式亦几经转换。1980年代,夏志清藉《中国现代小说史》首开其端,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大陆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促进了大陆文学史书写由“革命”向“现代化”的范式转向。1990年代,李欧梵、王德威成为中坚力量,通过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反复叩问,推动文学史研究的“现代性”范式转换,开启反思现代性叙事的先声。第六章,将王德威置于横向比较中来考察。通过对比王德威与张旭东的“五四”论述,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叙述。王德威致力于去“五四”中心化,而张旭东则要重新确立“五四”现代起源的意义。这反映出两者想象中国的方法:王德威表现出“离心”的倾向,致力于消解历史的整体性;而张旭东表现出“向心”的倾向,致力于重构历史的整体性,目的是在全球化与后现代语境中重构中国认同。本文对王德威与张旭东的比较,不只是为了在差异辨识中深化对王德威的认识,更是为了探寻一种超越王德威“小说中国”的理论可能性,此中包含了对文学史整体性的重新想象与研究范式再次蜕变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