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复旦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都设置了一些课程。复旦大学文博系的课程包括文化遗产导论、中国文化遗产事业、文化遗产管理制度与规范、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战略、文化遗产领域实物与规范等；UCL的课程有古物与法律、遗产：全球化与发展、应用遗产管理、文化遗产的批判视野、亚洲考古遗产管理和文化记忆等。而中国早前就有“大众考古学”，1950年前后上海怡兴印务所就出版了朱彤的《大众考古学》；苏秉琦将面向社会大众的考古工作称为“考古学的大众化”，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建设。所以笔者认为，中国很早就有了自己的公众考古学的概念，中国的大众考古或公众考古不是西方的舶来品。在时间上，中外公众考古具有同步性，在空间上，中国公众考古具有原发性，中国的公众考古并不是从国外引进来的。实际上中国的公众考古还可以追溯得更早。在结构性上，国内外公众考古课程和公众考古教育上也各有特点。所以，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公众考古学及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传承相关的学术体系，而不能仅靠翻译、引介论著来邯郸学步，亦步亦趋，唯洋是从。更不能生吞活剥地把国外的理论拿来就用，不领国情，不加分析，人云亦云，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