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华语电影中再现的中国人的"全球性移居"中的纽约的中国人为对象进行了考察.中国人的"全球性移居"主要是向着东南亚和北美进行的,前者发生在近现代以前,与之相反,后者是进入近现代以来才活跃起来的。东南亚移居是从原居住地的直接移动,北美移居则是经由"地域性移居"城市上海和香港,到达旧金山后再去纽约。有时也经由台北。即,近现代中国人的"全球性移居"的途径可以描绘成"原籍地-‘上海-香港-台北’-纽约"这一移动路线。在这一移动路线中,从原籍地到‘上海-香港-台北’属于"地域性移居",从中国到美国属于"全球性移居"。本文还注意到"纽约的中国人"大部分是从上海和香港出发的。上海和香港是中国国内的移民城市,在国际上,承担着把移民送出的关门角色。因此,纽约的中国人大多数具有从国内某个地方先到上海或者香港再到纽约这样的两次移民经验。纽约作为"全球性移居"的代表城市,英国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等欧洲人先后移居到此,黑人和拉美以及亚洲人随后而至。他们是寻梦而来,那一过程却是苦难连连。特别是为了颠覆既存的"权力等级结构",移民共同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充斥着暗斗和暴力。中国人的近现代移居的代表性类型-纽约的中国人具有双重性。他们的第一代具有从原籍故乡出发,先移居到上海或香港(地域性移居),再到纽约(全球性移居)这样的经验。因此,他们具有和东南亚的华人完全不同的离散认同。即,东南亚华人因为是从故乡直接移居,所以在东南亚当地也强力保持着方言集团的自我认同:与之相反,纽约的中国人比起对故乡的乡愁,对中国这一国民国家具有更强的纽带感。不仅通过上海和香港等关门时,对原籍的怀旧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了,异域万里的他乡空间也强化了"我们的意识",唤起了中国人这一国族认同。他们同时具有对原籍的怀念和对祖国的自尊.他们一般没有抛弃"中华性".可是,第二代和第三代就有点不同了。他们大部分的"当地国民的自我认同"比"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更强。即使这样,通过和父母一代的交涉,"中华性"被重新赋予和构成。当然,强化当地自我认同,抛弃了"中华性"的人也不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