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的文集或朝鲜使臣的《燕行录》记载北京庙会繁荣景象，但要了解清朝利用庙会来怀柔蒙古的政策，则须参考清代档案才能看到深刻意涵。清朝修建北京藏传佛教各有不同的作用，有些作属重要的宗教场所；有些则规则为市集性质。黄寺和黑寺为达赖班禅臣每年朝贡皇帝时居住的场所，每年正月这雨座寺院与雍和宫持续活络的宗教活动。
　　更重要的是寺院附近的外馆喀尔喀蒙古王公朝观驻场所在，皇帝允许他们携带货品来贸易，成为一年一度的市集。据北京碑刻资料记载，蒙古王公将土仪寄存在附近的栈房，栈房的范围相当广。清朝规划安定门以北一大区域，东至安定门大道，西至黄寺西村、北至土城、南至关厢，用来作为栈房和商铺区，成为库伦和北京长程贸易的终点。民国年间农商部档案提到外馆杂货行商会因中俄蒙交涉案，旅蒙贸易者被抢掠至有数十家之多，资产损失数百万。又因贸易量增加，这些商号多达一百多家，贸易额达数百万两。从近史所档案可发现北京贩售西北物资的商铺，扩大为外馆杂货行商会，到民国十三年又改为外馆商帮协会。
　　相对来说，内城的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的定期市集，从清初到清末都维持两天，而商权局限在院内。清末寺院附近的街道发展成为商业区，寺院本身的市集却沦为日常生活的货品。此是皇帝的官房分布在寺院周围，民众出租或购置官房，商铺聚集发展成商业区之故。其次，隆福寺附近设立多出官仓，而出现碾米的碓房，这也可看出清朝所规划市集结合了商业与粮食供应。雍和宫附近有许多官房，成为制作佛像重要场所，且印经事业发达，可以看出清朝提供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如Johan Elverskog所说十八世纪的清帝是天命的转轮王，北京俨然成为新的宗教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