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从罗马法到《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民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围绕自然人这个核心展开的,反映和尊重社会伦理道德以及人们之间朴素的交往规则,其对最基本社会关系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民法原本有的价值追求.商法有其独立的立法要求,这是基于现代商事关系的营业属性决定的,将市场观念、交易原则作为民法的一般性规则,则破坏了民法内在逻辑性,同时不利于商法的发展,因此应当遵循“民是民事,商是商事”的立法选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罗马法到《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民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围绕自然人这个核心展开的,反映和尊重社会伦理道德以及人们之间朴素的交往规则,其对最基本社会关系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民法原本有的价值追求.商法有其独立的立法要求,这是基于现代商事关系的营业属性决定的,将市场观念、交易原则作为民法的一般性规则,则破坏了民法内在逻辑性,同时不利于商法的发展,因此应当遵循“民是民事,商是商事”的立法选择.私法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其基本的理念、规则,从一开始就通过《民法典》表彰出来,因此形成了私法是民法的认识,因此,在这个层面上,可以将民法和商法合一.
其他文献
我国的信托从外国移植而来,不可避免的对信托的认识存在许多误区,而对于信托的性质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代表性的观点有物权论,契约论和商事组织论.我国不存在衡平法制度,也因此不存在信托财产的双重所有权制度,即物权论在我国不成立.契约论和商事组织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条件下存在成长的土壤.考虑到商事信托在实践中的需要,商事组织论更适合信托的本质.但商事组织又要区别于公司的完全法人制度.本文着重立足于对商事信托的
融资融券业务担保物法律性质的界定是融资融券业务的核心问题,以账户体系为出发点最有助于对其进行界定.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存在信托财产(包括信托让与担保物)、质押物(包括账户质押标的物)、让与担保物的观点,核心问题在于对资金、证券“所有”与“占有”的界定存在争议.资金、证券账户体系都经历了由直接持有向间接持有、由自行保管向分散保管再向集中保管的演进,在这一进程中,投资者对账户所享有的权利也发生了改变
独特的历史机缘以及社会背景共同缔造了英格兰信托法的“二元所有权”结构,即信托财产的普通法所有权与衡平法所有权并存的现象.由于大陆法系以及转型国家的法律制度坚持“一物一权”原则,故而学界始终难以就英格兰信托的“二元所有权”现象给出一个能够融贯两大法系的合理解释.上述困境的根源在于学者们观察传统信托制度结构的视角局限于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对于信托财产的权利分配,而没有从现实经济功能的角度分析信托受益权所
我国信托法对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采取了模糊化的立法方式,这造成了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的不确定性.我国信托业经历了近十年的高速发展,并面临转型.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我国信托业的社会网络结构相对密集,信托当事人之间的社会信任程度较高,从而促进了信托交易的发生,这说明我国信托法模糊规定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在当时的立法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我国信托业正面临转型,信托业的社会网络结构逐渐向疏散型转变,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27条之规定,使得数据的法律属性再一次成为民法学讨论的热点,学者们对此持不同观点,以“邻接权客体说”为主;与此不同,笔者持否定态度,认为数据具有财产权属性.科学、合理的定性数据的法律属性是构建数据民法保护体系的前提.为迎合时代特点和现实需要,本文以大数据交易背景下内涵更加丰富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准确界定数据的概念,讨论数据与信息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实践中大数据交易模
民法典的编纂不仅是考虑民事的立法范畴,同时也应该协调民法相关学科的关系,特别是与商法的关系.《民法总则》的通过标志着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的任务,《民法总则》关于民商事立法关系的启示值得探讨.商事立法体例的抉择是关乎民商事立法发展方向的问题,通过对立法体例理论探讨,梳理中外商事立法沿革,厘清这一过程.窥见民法典编纂的价值取向是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这要求商事立法的发展趋势是在民法典下协调民
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处理复杂的民商事纠纷时,由于没有商事实践经验,且对商人精神和商法理念认识不足或存在误区,往往错将特殊商事纠纷视为普通民事纠纷,以传统民法思维来审理新型商事案件,表现在以下方面:为维护交易秩序,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商法普遍认可惩罚性赔偿,但法院往往依传统民法中“公平”、“等价有偿”等原则为由,判决不予支持;对于登记事项的对抗力,商法坚持外观主义,只要经过登记,原则上就可以对抗第三人
以“宽进严管”为基调的中国商事制度改革,不仅充分彰显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创业活力以及解决就业问题的改革宗旨,其主要内容包括以“宽进”为目标的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和以“严管”为目标的新型市场监管制度构建.重要的是各项改革都体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布局的总要求,加快了法制化进程,取得明显效果.
民法与商法都作为私法领域的法律,它们具有相似的共性,同样也存在具体的差别,商法与民法的关系世界各国采取不同的立法模式,民法与商法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发展过程是本文旨在研究的重点,并由此分析当前《民法总则》与商法选择的是何者立法模式,重点研究《民法总则》中有关商法规定的具体创新与问题.在《民法总则》中突破了法人制度原有的格局,创新出以营利一非营利为分类标准的新型法人分类模式,并且《民法总则》中关
中国的民事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完备,但是民法典还迟迟没有出炉,反观中国制定民法典的历史,可谓一波三折,当然,从来没有一部民法典是一蹴而就的,中国也是一样.在许多人印象中,中国的民法典都在向德国和法国学习,但是殊不知立足于中国特别的国情,民法典的制定更多地受到中国本土资源的影响,所以对其进行本土性考察十分必要.古人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从纵向来看,民法典的制定历史十分值得探究,同时,还要横向考量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