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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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社会以降，权利成为政府存在的合法根据和行动的方向，政府因权利而存在，因权利而演变。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第一代权利严格限制了政府的行动范围，而就业权、住宅权、医疗保障权以及受教育等第二代权利要求政府必须积极履行义务。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救市正是为了实现公民的积极权利，所以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和法律上的正当性。但是，我国客观存在的利益集团和政府代理人属性等因素，决定了政府救市极有可能偏离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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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社会以降，权利成为政府存在的合法根据和行动的方向，政府因权利而存在，因权利而演变。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第一代权利严格限制了政府的行动范围，而就业权、住宅权、医疗保障权以及受教育等第二代权利要求政府必须积极履行义务。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救市正是为了实现公民的积极权利，所以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和法律上的正当性。但是，我国客观存在的利益集团和政府代理人属性等因素，决定了政府救市极有可能偏离预期目的。为此，必须将政府置于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对立面，把政府救市行为纳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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