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经立义”作为一种依据经典来建立意义的话语模式,既是一种理论建构方式,也是一种深植于汉文化的思维方式。它与圣人崇拜、经典崇拜、语言崇拜、尊师敬老等思想基础密切相关,在汉代确立“五经”以后成为普遍的文化现象。其发展经历了由汉代直至清代的纵向延续以及由经学向史学、子部、集部等学术以及实践层面的横向弥散。在魏晋南北朝,曹丕、陆机、沈约、萧统、钟嵘、颜之推等人都曾依经而立论,可以看出在刘勰的稍前或同一时代,“依经立义”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刘勰的《文心雕龙》(以下简称《文心》)作为我国古代文论史上“体大思精”之作,其理论建构与刘勰的主体条件有关,客观上受到了儒道佛玄多种思想的影响。其中,“依经立义”对《文心》的理论建构有重要影响。《文心》引用儒家经典超过1000处,刘勰对“依经立义”有着清醒的体认。刘勰之所以要“依经立义”,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历史方面,三代的雅正文风已越来越淡薄,刘勰主张恢复雅正文风;现实方面,形式主义文风越来越严重,刘勰意欲纠正;主观志愿方面,深受儒学影响的刘勰也想“立言不朽”。“依经立义”影响《文心》的理论建构,其深层影响表现在思维模式层面。1.《易》充分体现了儒经的整体性思维,它对《文心》整体性建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全书的整体性、创作上的整体性、批评论的整体性。2.《尚书》、《周易》、《礼记》、《左传》、《毛诗》、《论语》等经典中的“折衷思想”,影响了“通变”、“风骨”、“才学”等理论范畴,也影响到了“换韵”等细节问题。3.《周易》中的溯源性思维影响了《文心》的“文原于道”的文本论、以经典为最高标准与起源的文体论以及风格论上的宗经倾向。“依经立义”对《文心》理论建构的影响遍见于全书,其具体情形可从三个方面进行说明:“宗经六义”的集中体现、核心文论对儒经的依立、一般文论对儒经的依立。一、“宗经六义”集中体现了《文心》的依经立义。其中,“情深风清”依《毛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而立义;“事信义贞”与《周易》所揭示的“中孚”及“修辞立诚”、《春秋》标举的“信史”传统以及儒家痛恨“谗言巧言”有所依立;“体约文丽”则与《尚书》“辞尚体要”、《周易》的“尚简”“尚文”思想、《左传》“言之无文,行而未远”的思想以及《礼记》“情欲信,辞欲巧”有依立关系。二、《文心》核心文论体现了依经立义,如原道论、奇正论、文体论、风骨论、通变论、文质观、和谐观等。《原道》篇依据《周易》而立“文原于道”之主张。刘勰奇正观的基本内涵:“奇正兼通”、“执正驭奇”、“依义弃奇”,三种内涵都与“依经立义”思维方式相关联。《宗经》主张五经为文体之源与最高典范,这是文体论总纲,而从“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四大结构原则来看,刘勰的文体论也遵循依经立义原则。“风骨论”的主要内涵是“风清骨峻”,其渊源与儒家经典特别是《周易》的刚健精神有关,尤其是对《大畜》和《同人》两则彖辞的引用,直接反映了两者的依立关系。“通变观”则完全依据《周易》“通变”思想而立义。文质观明显承继儒家“文质彬彬”的思想,而和谐观也与儒家的“中”、“和”、“中庸”、“时中”思想密切相关。三、《文心》一般文论观点也体现了“依经立义”原则。《序志》、《原道》、《征圣》、《宗经》等篇章里提出的功利教化观念,文体论中对文体功能的强调等,与儒家的功利教化思想是一致的。刘勰关于“比兴”的概念、关于《诗经》的评论及有关诗歌美刺功能的论述与《礼记·经解》、《毛诗序》、《毛诗》中“比兴美刺”的思想有着明显的依立关系。《文心雕龙》屡次提到的“修辞立诚”与“诗言志”、“情动于中故形于言”、“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等重要理论存在内在的一致性;“辞尚体要”则在《文心》中基本保留它在《尚书》中的原义。刘勰对《春秋》五例的直接称引或间接引用也都是符合原意的。儒家“立言不朽”的思想涉及到文学的功能与价值,也被《文心》吸收。“依经立义”在《文心》中如此丰富,它对《文心》的理论建构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带来了一定的局限。刘勰在“依经立义”的同时也注意兼采百家,从而促成了《文心》理论体系的“体大思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