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丁玲始终是一位心路历程曲折而又复杂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纵贯二十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每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关注女性自五四以来的生存境遇和精神追求,其独特的价值立场和人性思考,使她的文本常常出现叙事裂缝。笔者重点从服饰话语入手,借助服饰与文学之间的互文性,考察丁玲笔下的时代女性在革命际遇下的角色认知以及最终命运,还原历史本相,探讨革命伦理与女性伦理相交织碰撞所激荡出的女性真实生命感受,以及无法挥除的困惑与迷茫。　　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如下:　　第一部分探析五四时期,丁玲以服饰话语建构的“出走娜拉”女性形象,言说衣饰更新作为新时代的表征,女性对美的权利的追求,以及在这种追求中获得的主体欲望觉醒。但是复杂的社会与时代背景下,服饰话语呈现出一重复调,一面是女性可以走出家门,实现解放,追寻美丽,享受爱情的狂欢庆祝,一面又是在社会权力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尤其是男权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时代,女性在追求美丽的过程中,势必潜藏着被欲望客体化、为美所奴役的重重危机,从而无法实现真正的自身解放和生命主体的价值。通过对服饰话语的解读,探讨这一时期女性与革命的关系以及触及革命的方式。　　第二部分主要是聚焦左翼时期丁玲创作的“革命+恋爱”模式的小说作品,以服饰话语进行解读。30年代的阶级革命为女性提出了“换装”要求,即必须以削弱性别差异和个体差异为代价,才得以参与革命,进入革命的队伍。《韦护》、《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二)》三部作品中,服饰话语与革命话语、女性话语彼此交融冲突,表现三位女性面对革命“换装”要求的不同姿态。革命作为当时社会的时尚潮流,既为她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超越小资产阶级的矛盾与感伤,投入时代的洪流,实现权利结构的变革以赢得性别平等;同时又以男权色彩浓厚的革命话语,强势地消解着性别差异和个性差异,在革命伦理与生命伦理的冲撞中,忽视女性生命存在所承受的痛楚与伤害。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抗日时期即民族革命时期,丁玲在延安创作的三部女性主义色彩小说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新的信念》和《在医院中》,探讨现实革命下女性的受辱躯体和服饰,作家创作理念与真实生命感受的冲突,使作品频频出现缝隙与张力,其中既包括对革命大家庭的理想憧憬和对女性解放光明未来的美好想象,又浮现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以及对真实革命的质疑与困惑,进一步探索女性生命在革命中的困境。　　第四部分结语,以服饰话语作为丁玲解放前小说文本的解读方式,归纳其背后言说的女性与革命不断变迁深化的关系,发现女性解放运动与革命之间无法两全的原因所在,以细节重现的方式完成对一代女性被革命拯救,又被革命诱惑、奴役的悖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