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日本学者笕文生对欧阳修的柳宗元为“韩门罪人”说的检讨谈起,对笕文生一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辨析和否定。本文认为,欧阳修认为柳为“韩门罪人”的说法是欧阳修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得出的偏颇见解,并不是欧阳修本人对柳宗元散文成就的全部评价。宋代其他文人,尤其是古文家们对陈子昂的评价也并非全部受到所谓“韩门罪人”说的影响。本文认为,韩、柳对陈子昂散文的态度并不是如笕文生所认为的那样模糊不清,也没有造成后代文人对陈子昂散文的负面评价。本文认为,后人少量的对陈子昂散文的负面评价,集中在歌颂武周政权这一点上而给予的道德评价,由于这是明显的偏见,所以也不是主流看法。接下来,基于前辈学者对于陈子昂散文研究的一般性,本文从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着重讨论陈子昂散文风格的独特性,即散化文风的形成与表现。本文全面统计和梳理了陈子昂散文及其散文散化所集中的几个历时阶段。并据此对陈子昂散化文风的特点做了较为全面的横向研究,笔者认为陈子昂散文的散化在时间、文体和对象上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在横向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陈子昂散化文风的历时性研究中发现陈子昂散文散化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文明元年(684)至天授元年(690)期间是陈子昂上书言说政事最集中的时期,也是陈子昂散化文风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因而他的散化文风集中体现在他上书言说政事的文章中。天授元年(690)至延载元年(694)期间,陈子昂居家守制,因而上书言事的文章减少,而他的散化文风集中体现在墓志铭与碑文中。证圣元年(695)至圣历二年(699)期间,经历了前期的实践,陈子昂的散化文风在其他的文体中折射出来。前人对陈子昂文风散化的成因已有大量的合理阐释,故本文尝试从前人未谈过的陈子昂的史志理想来补充考察其对陈子昂文风散化的影响。本文认为蜀地的传统文风以及其家学风气,所以形成了既飘逸任侠又积极入世。既幽观大运又关怀现实的文风。陈子昂受初唐诸多史学名家观念的影响,形成了文章以情性和兼济天下的功用为目的的文章观念。本文认为陈子昂生活在武周革新的鼎盛时期,并没有机会见证武周政权的结局。所以,他的修史观念和志愿在以旧朝代革新的变革中会得到更大的激发。本文最后认为,丧葬风俗对陈子昂的墓志铭类文体的史传化和散化有直接影响。而传统文体,如论事书疏、碑志文的内在体性也是陈子昂散化文风形成的原因。这些都是前人研究所未关注到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