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儒学思想和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对于人性问题的探究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自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以来，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还有后来的性无善恶说、性善恶浑说和性三品说等，儒学对“人性”的探讨和争论层出不穷。到了宋代理学，对人性问题的讨论提高到新的哲学高度。他们不同于先秦儒学，以理气二元论出发解释宇宙和人类。特别是宋代的朱熹把“性”理解为“天理”，以“性即理”来分析人性。朱熹以理体代替道体，注重“天理自然之本体”，突出了“性即理”的命题，同时又推出了“性气”范畴，当然也使其人性论未脱离理气框架的二难局面。　　受容宋代性理学的朝鲜朝儒学，除了继承和发挥性理学的“理气论”以外，还特别注重于研究人性论。朝鲜朝时期的性理学从退溪和高峰的四端七情论争，发展到后来的人、物性同异论争等，始终是围绕着人性论来展开的。但是朝鲜朝后期，实学的集大成者丁若镛反对性理学以理气论来解释“人性”的观点和“性即理”思想，批判了朱子的性即理说，而提出了“性嗜好”说。他认为人性是“心之嗜好”，而且，这种“嗜好”分为“灵智嗜好”和“形体嗜好”，所以，人性具有二重构造。这种人性的二重性决定人既有追求“善”的可能性，也有实施“恶”的可能性；又意味着人既具有追寻“天理”的道心，也具有追求“人欲”的人心。更重要的是，丁若镛不仅没有否定“人欲”存在的价值，而且把“人欲”视为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源动力。　　比较朱熹和丁若镛的人性论思想，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二人的人性论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本论文主要由绪论、正论、结论三大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朱熹和丁若镛人性论比较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简要介绍两人的生平和主要哲学思想。　　正论部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人性的本质。这一章主要阐述了朱熹的“性即理”思想和丁若镛的“性嗜好”观点,之后从人性根源和人性善恶的角度探讨二人在人性本质的观点上产生差异的原因。　　二是人性的二重性。这一章主要阐述了朱熹对“本然之性”、“气质之性”的认识和丁若镛对“道义之性”、“气质之性”的见解，从朱熹对“理”与“气”、丁若镛对“灵智嗜好”与“形体嗜好”的相关阐述来分析二人对“人性二重性”产生不同看法的原因。　　三是人物性同异论。这一章主要阐述了朱熹的“人物性有同有异论”和丁若镛的“人物性异论”，通过对人性与人性、人性与物性关系的理解来阐明二人在“人物性同异论”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结论部分简要回顾和整理了本论文所涉及的内容，总结出两人在有关人性思想中存在的共同点和差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