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历程中,每一次技术革命性创新都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崭新的时代。自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代替了农业成为工业化国家的主导产业,带动经济发展阶层的跃迁,决定着国家之间的兴衰交替。制造业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综合国力甚至于军事实力的决定因素。传统制造业发展更多依靠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投入,数字作为信息交换与流动一直存在,但其作用不明显。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经济全球化与互联网推进,数字化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数字不仅作为制造业的一个相对独立要素存在,而且数字化更有力地实现传统发展要素跨时空结合,催生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中的新业态出现,引领着制造业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相应地,制造业开始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建国以来,中国已建立了独立而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后,得益于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大量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中国制造业迅速发展,成为全球公认的“世界工厂”。但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制造技术仍然缺乏科技创新的能力,“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题仍然突出。因此,加快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随着数字化进程推进,数字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国内外学者从要素投入、要素协同、产业融合、技术创新和制度安排四个层面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而少有从数字化角度系统研究。部分研究关注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认为产业数字化能够有效助推制造业重构竞争优势,且主要通过数字技术融合创新路径发生作用。但大多文献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研究,并且影响机制研究相对单一、缺乏数字化程度差距和企业特质层面讨论。显然,目前从数字化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仍缺失,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界定也有较大分歧。数字化如何影响对制造高质量发展,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现问题。本文认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高效率、强创新、国际价值地位高和内外协调的发展模式,数字化通过这四个方面对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规模-结构”、“内循环-外循环”四维度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分析框架,探索数字化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同时,在复杂多样的驱动机制中重点研究数字化对制造业绩效、技术创新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并提出支持复杂驱动机制运行的11个假说。本文选取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创新性地利用文本挖掘分析技术对数字化的内涵关键词指标进行系统构建和频数测度,而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测度采用WWYZ方法并重点关注转型经济阶段范围的样本,弥补了现有不足。通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双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门槛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进行参数估计后得到重要结论如下:首先,数字化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绩效提升效应方面,制造企业数字化使总资产利润率平均提高0.86%,使净资产收益率平均提高2.78%,使营业利润率平均提高1.18%。在创新赋能方面,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使创新产出平均提高4.25%,使渐进式创新产出平均提高4.44%,使颠覆式创新产出平均提高2.42%。在价值链升级效应方面,数字化推动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从第三梯队跃迁到第一梯队,同时加速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倒U型”转型升级,即制造业由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其次,数字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节约成本、业务模式创新等多维路径机制。（1）数字化通过缩小信息不对称程度,创新商业模式,降低企业管理成本、销售成本、外部交易成本、代理成本等机制驱动制造业绩效提升。但是,数字化扩大了制造企业生产成本,是制造企业掉入“数字化绩效陷阱”的主要原因。（2）数字化通过优化通用型人力资本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提升创新投入能力和创新吸收能力、创新商业模式等机制赋能制造业创新加强。（3）数字化通过价值增值效应和价值创造效应助力GVC地位跃迁,数字化通过加速中间品替代效应,降低计算机、电子产品等行业的后向参与度助力GVC参与度“倒U型”转型。最后,数字化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多重异质性,且市场调节效应和规模门槛效应显著。（1）行业层面,数字化对大部分高端制造行业产生了绩效提升效应和创新赋能效应,但是,中端和低端制造业在颠覆式创新方面表现较弱。数字化对技术和劳动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产生价值链地位攀升效应,而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不显著。（2）地区层面,制造业数字化指数呈现由东部向中、西部扩散的特征和多极分化、差距拉大的趋势。西部地区制造业数字化绩效提升效应对东部产生了“追赶效应”,而中部地区的绩效提升效应不显著,表现为“中部塌方”。中西部制造业数字化的创新赋能效应并不显著,易产生“数字鸿沟”。（3）所有制层面,民营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最高、外资企业次之,国有企业最低。民营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绩效提升效果大于国有制造企业,而外资制造企业不显著。国企和民企的数字化创新赋能效应均显著。在渐进式创新方面国企数字化效果大于民企,而在颠覆式创新方面民企数字化效果大于国企。（4）市场结构层面,在数字化对二元创新的回归中,市场结构表现出抑制的调节效应,降低制造业行业集中度,将促进制造业打破渐进式创新的路径依赖,转向颠覆式创新。（5）规模门槛层面,数字化改革对大规模制造企业产生正向的绩效提升效应,抑制了小规模制造企业绩效提升,大规模制造企业与小规模制造企业之间绩效加倍分化。中小型规模制造企业中不容易获得颠覆式创新提升效应。小规模企业数字化改造的突围之路可能在于产业集群内网络化协作。本文发现,数字化对制造业产生正向的增长效应且不支持“数字化-TFP悖论”,政府补贴对颠覆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数字化程度最高的仪器仪表行业难以获得数字化转型效应、地区间“数字鸿沟”也明显存在。其政策含义是明显的。一是,重视数字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强化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和建设。二是,打通数字化转型的传导机制,引导和帮助制造企业深化数字化转型。三是甄别行业,最大效度发挥制造业数字化投入正向效应和提高数字化投入转化率。四是,中西部制造业需打破承接东部转移产业路径依赖,建立高端制造产业体系,抓住“东数西算”工程机遇,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赶超。五是,在建立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支持数字经济领域龙头企业发展时,应重视对民营制造企业的筛选培育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