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作为《红楼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其特定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它们语言凝练、意象丰富、音韵和谐,对译者造成了极大的挑战。目前,研究者大多采用定性研究的方式,对单个诗歌及其译本进行探讨。当研究范围扩大到特定诗体和较多诗歌时,定量研究方法的加入显得尤为必要。因此,本文选取《红楼梦》格律诗及其三个全译本为研究语料,进行数据统计和文体分析,进而探究《红楼梦》格律诗及其翻译的文体翻译规范。为保证研究客观性和可信度,本文建立英汉文本语料库和语音语料库,运用文本编辑软件Editpad,数据提取软件Antconc,语音合成软件Interphonic,以及语音分析软件Praat进行中英对比以及译本对比分析。选取词汇、语篇、语音三个层面揭示原诗的文体风格和译诗的翻译特点。研究结果表明:(1)在词汇层面,原文格律诗多为咏物之作,“香”、“玉”等词多次出现,充分展现红楼儿女的情趣生活;在翻译时,杨译和霍译善用多词和形象化语言进行再现,邦译则依赖于特定词汇的使用,语言趋于简单。此外,原文中四字平行结构较多,共有42个,邦译将其中39个进行字对字翻译,过于忠实原文的同时造成译文冗长,难以理解;杨译在考虑译诗长度的同时对原诗意象进行有效保留;霍译出于音美的考虑会对原文结构做出改变。(2)在语篇层面,主要考察译文的衔接手段。由于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因此译本中衔接手段的添加很有必要。与其他译本相比,邦译偏用“I”,“it”作为叙事主体,文中出现前后指代不一致的情况;霍译关注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多使用第二人称;杨译则使用第三人称进行客观描述。在处理行与行之间的衔接时,以“and”和标点符号为例。邦译共有175个“and”,杨译125个,霍译135个。其中,邦译仅有2个用于行与行的连接,杨译27个,霍译48个。杨译擅长用分号表明语句关系,使逻辑更加清晰;霍译衔接标点的使用更富于变化,除了使用分号外,还在联句中广泛使用破折号,运用冒号提示下文;邦译则鲜少使用标点进行衔接,行与行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手段。(3)在语音层面,对叠词、韵式、音节以及音高的研究表明霍译对音美最为重视,杨译其次,邦译次之。三位译者在翻译叠词时注重对应译文的音美,头韵、拟声词、重复等形式多次出现。在翻译同一主题的诗歌时,杨译和霍译会保持韵式的一致性,邦译则未见韵式和主题的明显联系。此外,相比其他两译本,霍译更加关注音节的统一,译本中声音与原文情感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总之,本研究运用语料库手段,从词汇、语篇、语音三个角度对诗歌翻译进行探索,对于揭示原文本和译本文体风格,推动红楼梦诗歌翻译研究,推进中华文化传播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