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的住房消费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其成本由个人或家庭来负担,所以家庭特征对居民的住房消费选择必然会产生重要影响。以往的研究大多侧重某些家庭特征变量对住房消费选择的影响,而对家庭特征各因素变量进行系统地全面地研究成果较少。基于此,本文将尽可能纳入更多的家庭特征因素变量,系统全面地探讨这些因素对居民住房消费选择的影响。以便更好地解释我国住房市场上家庭的住房消费行为,了解家庭与住房之间的匹配规律。同时有助于家庭更为理性的做出住房消费选择,为政府更有效的调控房地产市场,为房地产开发企业选择目标客户开发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提供理论基础。首先,将家庭特征因素分为人口学特征因素、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和居住时间。其中,人口学特征因素包括年龄、民族、宗教信仰、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规模以及家庭负担(健康状况和未成年子女数)。制度因素主要就是代表户籍的户口性质和户口登记地。经济因素包括家庭年收入、职业类型、是否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以及单位性质。其次,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微观数据的基础上,利用离散选择模型,构建住房选择模型和住房消费模型。住房选择模型主要研究家庭特征对居民住房租购选择的影响,除了对全部样本进行分析,还细分了住房的自有形式(夫妻自有、父母自有、子女自有和几方共有)、划分了不同区域(东中西部),以便探究家庭特征因素在不同自有形式和不同区域上对住房选择的影响差异。住房消费模型研究的是家庭特征对居民住房租购面积的影响,将住房面积按一般户型面积划分为<90m2 90～144 m2以及>144 m2三类。此外,在住房自有样本下,加入不同自有形式和区域两个变量,研究不同自有形式和区域的居民更倾向于购买哪种面积的住房。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分析得出结论。住房选择模型方面,年龄与住房选择基本呈现一种倒U型关系,38～45岁这一年龄段的居民选择住房自有且为夫妻自有的几率最高。汉族居民选择购买住房的概率要大于其他民族,已婚家庭住房自有的概率是其他家庭的1.73倍。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的住房租购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西部地区影响更为显著。家庭规模越大选择购买住房的可能性越大,且更有可能选择几方共有的住房。家庭负担越小,居民选择购买住房的概率越大。户籍的差异使得不同居民住房自有的概率相差很大,一般拥有非农户口或户口登记地在本地的居民更有可能选择购买住房,且非农户口的居民住房为父母自有的概率更高。家庭年收入越高,选择购买住房的可能性就越大,且选择父母自有住房的可能性越小。职业类型对住房租购选择影响显著,尤其是西部地区,而对住房的不同自有形式并无显著影响。居住时间越长,居民选择购买住房的概率就越大。住房消费模型方面,不同年龄段的居民愿意选择的住房面积不同。党员,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家庭,或是非农户口居民更有可能选择面积>144 m2的住房。高中、中专及大专学历的居民选择<90 m2的住房可能性较大。规模越大,年收入越高的家庭无论是购买或租借住房时,选择大面积的可能性越大。每增加一个未成年子女,居民购买<90 m2住房的可能性就增加25%。职业类型为劳务工/劳务派遣人员的居民更有可能选择<90 m2的住房,签有固定或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居民选择面积>144 m2的可能性更大。居住时间越长,购买或租借大面积住房的可能性就越大。不同的自有形式对居民选择住房面积的大小有显著影响。但无论住房是夫妻、父母还是子女自有,普遍都更倾向于选择<90 m2和90～144 m2的小面积和中等面积的住房。区域变量中,只有东部地区变量对居民住房消费面积选择<90 m2的住房有极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东部地区居民更有可能选择<90 m2的小面积住房。而中部地区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