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作为公司金融决策中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投资效率作为结果的判断标准,将直接关系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传统的公司金融领域在过度投资方面已经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在之前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将自由现金流和负债结构区分开来,单独研究其各自对于过度投资的影响,然而鲜有学者将自由现金流与负债相结合起来研究二者对过度投资的共同影响。过度投资对于自由现金流具有极强的依赖性这一点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而在负债层面,学者们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这是由于负债的代理成本以及相机治理作用在现实中均发挥出了效果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此外,我国的资本市场并不完善,企业在负债端面临银行的预算软约束以及低成本问题。因此,对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负债的代理成本以及相机治理作用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主要解决以下问题:其一,自由现金流与负债总体水平分别对于过度投资产生怎样的影响;其二,将负债按照期限划分为流动以及非流动负债,分别会对过度投资产生怎样的影响并考虑产权性质的分组效应时,这种影响又有何差异性;其三,将自由现金流与负债水平相结合,研究在不同负债水平下自由现金流对于过度投资的影响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了2013至2018年度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四个假设:(1)负债总体水平负向影响企业过度投资水平;(2)流动负债负向影响企业过度投资水平;(3)非流动负债正向影响企业过度投资水平;(4)自由现金流对过度投资的正向影响受到了债务水平的调节,随债务总体水平上升先上升后下降。本文先后构建了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自由现金流和负债水平对于过度投资的线性影响以及门限面板模型研究在不同负债水平下,自由现金流对于过度投资的非线性影响。经过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负债总体水平能够有效抑制过度投资,这种抑制在非国有企业内更为显著;(2)流动负债在国有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内都对过度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3)非流动负债会加剧企业的过度投资,并且这种效果在国有企业内更为显著;(4)自由现金流对于过度投资的影响受到了负债水平的调节,随着负债总体水平的不断上升,自由现金流对于过度投资的正向影响先上升后下降,呈现一个非标准的“Z”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