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问题是当下炙手可热的话题之一。社会信用体系得以有效运行的核心点是要建立起完善的信用奖惩制度,失信惩戒制度也就应运而生。在国家层面立法空白情况下,地方立法先行,有助于尽快建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制度。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失信惩戒是由行政机关及其相关授权组织主导的。所以,将失信惩戒制度归入到行政法体系予以规制有现实的可行性基础。当前,失信惩戒有泛化趋势,究其缘由,一是由于当前对于“失信”一词基本内涵和外延把握不准,在没有上位法约束的情况下,地方立法不断扩大“失信”的纳入范畴,使得“失信”范围不当扩张,“失信”呈现出“膨胀”姿态;二是行政机关不当运用失信惩戒手段导致失信惩戒打击面过广,在具体实践中违反行政法基本原则,如比例原则、禁止不当关联原则、程序正当原则、一事不二罚原则等;三是各地方性法规虽然规定信用主体认为信用信息主管机关的相关信息管理行为影响到其合法权益时,有权提出异议申请,信用信息机关应当在法定的时间内予以处理,并将结果告知信用主体。但对于信用主体对信用信息管理机关的处理结果不服时,如何救济则没有相关规定。在实践中,行政机关或者其授权组织对失信主体进行失信惩戒通常通过采取取消便利、限制财政支持、限制高消费、限制政府采购、限制从事特定行业或者特殊市场交易、限制任职资格等强制性和惩罚性行政措施,迫使失信主体为或者不为相关行为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行政机关或者其授权主体对失信主体采取的限制性和剥夺性行政措施,因其是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具有可诉性。失信主体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当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得以救济。本文共分为了六个部分。在开篇的绪论中,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当前学术界对于失信惩戒制度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等。第一章主要是对失信惩戒制度的内涵进行探讨,认为失信惩戒措施具有行政行为性质、行政处罚性质以及具有行政强制性质,其中对于限制性和剥夺性惩戒措施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行政处罚。失信惩戒在当前主要是由行政机关所主导的,基于这一原因,失信惩戒制度合理嵌入到行政法体系予以规范,便有了现实的可行性基础。提出建设失信惩戒制度需要遏制公权力的扩张,认为公权力的行使应当遵循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及程序正当原则。第二章介绍了目前我国失信惩戒制度的现状。当前,关于失信惩戒制度我国在国家层面并没有统一的立法予以规范,只有国务院及其部委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规范。但在地方层面,河北、湖北、上海、浙江、辽宁、河南等地已经制定出台了地方性法规。其他省份的地方性立法也在积极推进,其中,广东、贵州、山东、江苏、海南等地关于信用立法已经出台了相关的草案稿征求意见。到市县级层面,有关失信惩戒的相关规定则较多。在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各地又纷纷针对疫情防控工作出台了许多规范性文件,将疫情期间违反相关管理规定的行为纳入失信惩戒范畴予以规制。在具体执法中,失信惩戒由原来的单部门惩戒逐渐向联合惩戒方向演进;对信用主体失信行为打击力度强、惩戒措施严厉。在失信主体救济权方面,目前已经出台的几部地方性法规中,只有《河北省社会信用信息条例》明确失信主体对异议处理结果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外,其他几部地方性法规仅仅赋予了失信主体异议权。第三章分析了当前我国失信惩戒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当前我国失信惩戒制度主要存在三大问题:一是失信惩戒相关内容存在法律性质界定不清楚的情况;二是失信惩戒制度在地方立法上存在缺憾;三是行政公权存在侵犯失信主体私权利的情况。第四章从行政法视角提出了规制我国失信惩戒制度的一些建议。认为当前对于我国失信惩戒制度的规制应当在立法、执法方面予以把控,同时要加强对失信主体的救济权保障。最后是结语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