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考察土家族生活区民俗的基础上,以车溪土家旅游风景区为样本将土家族生活态民俗与车溪土家旅游风景区再造空间移植民俗加以比照并检视再造空间的传承效果,从而举一反三,对民俗文化再造空间的构造作进一步的思考。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全球化程度的加强,土家族民俗文化既面临着村庄碎片化、民俗生活态传承难以存续的挑战,同时也具有政府重视,学界关注、土家族百姓有一定文化自觉的良好机遇。面对巨大的挑战和前所未有的机遇,笔者认为有必要寻找其它的、新的载体来促进村落民俗文化的传承。因此,本文提出,民俗文化再造空间是辅助村落民俗传承的创新的、有效的载体,是民俗传承的一种创新方式。本文选取湖北省宜昌市的车溪土家族民俗文化再造空间(车溪土家旅游风景区)作为研究对象,检视其传承土家族民俗文化的现状及效果并进行原因分析,进而研究民俗文化再造空间传承民俗的得失,并探讨民俗文化再造空间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途径。本研究主要通过实地观察、文献法、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实地走访车溪土家民族村和车溪土家旅游风景区以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部分乡镇,观察探析车溪土家旅游风景区内和长阳乡村中民俗传承的异同点;通过阅读相关文献搜集、鉴别、整理清江流域土家族和车溪地区的民俗文化;通过访谈当地居民、游客、宜昌市和长阳县的文化部门工作人员,了解车溪景区的历史、文化地理和发展现状,获得不同群体对本地民俗和再造空间传承民俗的认知:通过网络发布问卷,感觉受众对于车溪景区及其民俗传承的看法和态度。论文应用理性选择理论和文化自觉说解析车溪景区的发展现状。调研结果显示,车溪景区通过多样化的手段,展示了多种土家族民俗事象。车溪所展示的土家族民俗事象包含有移植自长阳、五峰、恩施等地土家族的吊脚楼、婚嫁习俗、山歌、南曲、土家吹打乐、土家织锦技术和包谷酒酿造技术,车溪村当地的造纸、制陶、打铁、水车等民俗事象和峡江地区流行的皮影戏。车溪景区对民俗文化的再造与传承方式多样,有代际继替、生活涵化、集中展演、文本记忆、受众发育、培根传承等。车溪景区通过生活态和表演态传承了苞谷酒酿造、皮影戏、山歌、水车、哭嫁歌和手工制陶等。车溪景区在揭示民俗的过程中,在民俗素的整体表达、原生活区民俗的表达、民俗内涵的承续等方面仍有不到位和活态传承程度较低之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车溪村土家族民俗文化的底蕴不足和传承主体间的理性选择不一致及景区传承手段未能充分利用等。车溪景区内不同层面的主体对景区的理性选择(对百姓来说理性选择是期望,亦是其所思所想和所盼)从某种意义上讲限制了景区的发展。基于对车溪民俗传承的现状调查、效果检视和原因剖析,论文进一步探讨了民俗文化再造空间传承民俗的得与失:再造空间传承民俗的主体和客体广泛,表达内容宽泛,表现形式多样,受众人数多,资金相对充足,并对周边居民和游客有文化辐射作用;但是再造空间在表现民俗的过程中,也有碎片化、变异性、商业化、舞台化、趋同化、静态化和被动化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应该在政府规范,学者推动等外力影响的同时,加强再造空间自身的建设,提高再造空间内主体对民俗传承意义的认识,加强再造空间对自身民俗文化传承内容的认知,唤醒空间内不同主体的文化自觉,引导其将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有机结合。再造空间还应该客观地、辩证地、整体地、科学地表现民俗,不仅要立足当地,对民俗实行有根移植,还要顺应时代趋势,遵循民俗传承生态内在逻辑,科学地、客观地表现民俗。民俗文化再造空间通过沿袭当地生活态民俗,移植和再现异地生活态民俗,把空间内的民俗传承活动和当地居民的民俗生活结合起来,把传承主体的日常生活和表演工作结合起来,成为民俗传承的新型载体。民俗文化再造空间有待于民俗传承理念、策略、手段和机制的进一步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