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结合文献解读和实地考察，沿着地方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重建元末至清代中山崖口村地域社会文化结构的动态过程。　　 伶仃洋由海成陆的过程，既是不同的人群进行土地垦殖拓展、经济开发的过程，也是这个地区逐步纳入王朝秩序的过程。伶仃洋畔的崖口村是在山海之间浮生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崖口村谭、陆、杨、萧四个主要宗族的祖先，都是元末明初以后才陆续定居在崖口村云梯山下，他们大部分可能都是珠江口迁徙靡定的岛民。崖口宗族定居发展的历史，谭族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谭族的祖先在明初时被编为军籍，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明正统年间，政府平定黄萧养起义之后重整户籍，谭族成功摆脱军籍，成为香山盐场灶户；香山盐场上下栅灶甲二十户结成地域性联盟，并在山场建立城隍庙，奉祀城隍，表达对王朝的效忠。崖口村谭族通过山场城隍就是谭族祖先的传说，在地方社会中取得文化资源上的某种优势。明代嘉靖年间，谭族编修族谱；最迟至万历年间，已建有谭氏宗祠，从而建立起一个符合宋明理学规范的宗族，成功地与王朝和士大夫文化拉上了关系。明万历末年，崖口盐场已转变为主要依靠从外地贩盐回来，以供本地需要的“盐埠”。清初“复界”之后，崖口谭族重新登记为灶户。康熙六年，通过获得政府允许，谭族以“排商兼承两埠”，壮大经济实力。在随后的“准将罩民承垦溢坦老荒”和“斥卤尽变禾田”的过程中，谭族成功转型，控制了丰富的土地资源和沿海滩涂。在地方社会发展的历次关键性转折中，谭族把握机遇，确立了在本地著姓大族的地位。在同样的时空环境下，崖口村的陆族、杨族等也通过建立宗族、培植与王朝国家的关系、同姓联宗等等地方认同的手段办法，努力反“客”为“主”，争夺资源和文化权力空间，在社区的竞争中建立自己的生存空间。　　 崖口村人通过来源于国家的文化和政治资源、地方宗族的实力等，牢牢控制着大片沿海滩涂的控制权。这一种权利包括对濒海沙田、滩涂、渔业和养殖业的控制权，以及由此延伸出去海面的所有权。清成同之间，谭、陆、杨三族为控制沿海滩涂而成立宗族联盟“六股”，“六股”的股份分配是社区权力格局的生动显示，通过控制沿海滩涂等重要资源，强宗大族的地位得道巩固和不断强化，而社区中弱小的宗族以及客家人、水上蛋民等弱势的族群无奈地被排挤在外。　　 崖口村每年农历端午各村会举行俗称“跳大王”的村庙游神活动。“大王公”巡游从谭族广养公房的活动扩展成为整个崖口村四姓八村的共同活动的过程，同时也是崖口社区整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清代开始直到民国才最终完成的。“大王公”巡游既是乡村模仿想象的王朝礼仪的演示，也是崖口村各族的竞技场，不同群体从中定义、确立、强化和调整各自的地位和角色，编织出地方社会的文化与权利网络。　　 最终我们看到“崖口”从只是谭族崖口广养公房聚居的三个自然村的总称，扩展成为谭、陆、杨、萧四个主要宗族聚居的八个自然村的总称，在空间上整合成“四姓八村”的社区格局；在沿海滩涂的控制和开发上形成按谭、陆、杨“六股”分配的原则；在地区关系上，形成“本地人在民田、客家人在山边、水上人在水边”的族群分布格局。在近年历史人类学相关研究的启发下，我们认识到，崖口的社会结构和格局，是在国家与地方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具有能动性的本地人民或群体带着各自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考虑和运用自己的创意和能量去缔造的，而这种生活空间和社会秩序同时帮助或制约着社区里面不同群体和个人的行动，影响着历史和文化的进程。无论地域、宗族、信仰、权力乃至族群的边界，在历史的过程中都是在不断地“变动”的，而社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力”某种意义上来说则是各方都去努力控制和“凝固”的。基层社会的脉搏需要从这种复杂的动态平衡中去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