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一种新的实践，它代表了西方史学的新方向，后来被统称为“新文化史”，又可以称为“文化的转向”。新文化史将历史上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符号、意识、观念等诸多领域，即，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及它们所体现的精神内涵，如思想、观念、道德、伦理、价值等等，都纳入史学研究范围。文化被重新定义为意义的外在标志或符号，并因时间、地点、条件和接受者的变化而变化。　　 英国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是新文化史学潮流的旗手之一，对这一潮流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他的文化史观，对于理解和评估新文化史和西方当代史学新趋势及其前景，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伯克写作了很多重要著作，如《近代早期欧洲的大众文化》、《制作路易十四》、《文化史的多样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历史人类学》、《图像证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与共同体》、《什么是文化史?》等，从经验性研究层面拓宽新文化史实践领域，开阔其视野，从理论研究层面对新文化史的起源、发展、特征、成就、偏颇进行检讨和总结，探讨新文化史发展的转型，探寻后新文化史时期写作和研究的新路径与新方向。　　 本文认为，伯克对新文化史学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自己的文化史观并开始被学术界的广大读者所接受。他的文化史观可以概括为文化中和观、文化建构观和文化多维观。　　 伯克认为，文化是一种普遍、客观、观念和物质的存在，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废，也不以某一群体的看法而淹没。在一定社会阶段，如近代早期，存在着某一种文化的主流形态，即精英文化，但大众文化同时存在，并且成为前者的滋养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中心与边缘：无论是像文艺复兴这样的思想文化运动，还是像印刷术这样的技术革新，都是一个渐次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即使在一段时间内会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比如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但两者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相对的动态状态，以时间、地点、学科、内容而论都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伯克反对文化史写作和研究上的钟摆现象，不赞同从一种偏向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文化转向”走向文化泛化，主张“文化解释”则抛弃计量研究方法，微观史学导致学科碎片，等等。他在实践中坚持微观举证时的整体观照，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尝试在研究观念意识时采用计量方法，如《知识社会史》。　　 伯克还认为，由于语言的不确定性和符号性，由于历史史料载体的语言特征，由于史料记载者、传抄者和解释者的主观性，由于时代变迁，历史文化意识、观念、概念、形象、性别特性、阶级、民族、种族、种姓、氏族、部落等等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建构起来的，比如，欧洲中心的观念就是西方人的一种建构。伯克在《制作路易十四》中解剖了这位太阳王形象的建构过程，列举了长达六十多年形象建构中的人物、手段、方法、效果和反应，分析了促成、实施、完成建构的种种因素，例举了这一形象建构的超时代性与普遍性。伯克同时认为，一切文化建构都是以物质材料或物质活动为基础，都需要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内涵会出现变化，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一些过时的内容会被抛弃或自然丢失；文化建构有传承性，在建构过程中不可能将以前的文化精神或内涵都丢掉，有些精神或内涵甚至会长期传承下去。　　 伯克主张文化多维共存。在地域上，他否定欧洲中心，主张只要有人类群体活动就存在着文化的发展与演化，而这种发展与演化随着人类活动的交互必然产生相互影响。在类型上，他认为文化多种多样：精英与大众，城市与乡村，东方与西方，不一而足；即使在同一类型内，也是多元交织，如大众文化就有工匠与农民、牧羊人与猎人、矿工与织工、乞丐与小偷等的文化，再如狂欢节就有欧洲的与美洲的差别，等等。伯克提出了“反文化”的概念，认为乞丐、小偷、流浪汉等另类人的文化都属于反文化范畴，是大众文化中的一部分。他还认为，文化的多维体现于知识和语言这些最基本的文化载体上。他指出，知识的来源和种类多种多样，我们必须“否定熟习化”。他认为就来源而言，知识来自生活，也来自传承，来自上层阶级，也来自普通民众，来自官府，也来自民间，来自书本，也来自口头。他指出，语言的多维性不只是体现于地域、时间、群体、种类这些常规方面，还体现于语言层级，即同一语言群体的不同人群会有不同的语言特征。他提出了“反语言"的概念来指称如行话、黑话、切口等另类社会语言，认为“反语言”不仅反映出对主流语言的反抗，也构成了文化多维的～部分。　　 伯克的文化史观对当前西方史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引起了国际史学界的关注。他主张以整体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将任何一个文化体的活动都纳入到世界文化的整个体系中来考察。他又主张要以联系的观点来看待一文化体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文化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主张要联系地看待人文社会各学科之间的关系，广泛应用各个学科的合适观点和方法于文化史写作和研究。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是既丰富多彩又复杂多元，必须采用微观的方法去描述、呈现和解释，才有可能接近真实。　　 伯克文化史观中的大众化、日常化、多维化倾向超越了传统文化史观的精英取向，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史观的基础决定论，超越了计量史学文化史观中的经济决定论，也超越了前期年鉴史学文化史观的长时段理论，不仅为他自己的新文化史实践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支持，也为整个新文化史的发展与深入提供了理论动力。因此，伯克文化史观既是新文化史学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相对于达恩顿、拉杜里、金兹伯格、安德森和沙尔捷等众位文化史家的观点而言，伯克以中正持平为取向的文化中和观却是新文化史学中较为难得的观念。伯克并没有简单否定新文化史之前的那些观点和方法，在多部著作中采用计量手法；对史学学科的碎化现象和文化史写作中的文化泛化现象，伯克都早于沙尔捷和林恩·亨特做了提醒。　　 对彼得·伯克的文化史观进行研究对于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因为新文化史学术旨归上的多样性、跨文化性、跨学科性和价值取向上的大众化、日常化和“去中心化”与我国时下推行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有着价值追求上的相似性和兼容性。目前，国内对伯克的研究尚未开始，而对新文化史学的研究也刚刚起步，因此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和开拓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