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如何在政治运动中被煽动从而成为失去理智的狂热群氓历来是文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心理学中值得深思的现象。正如雪莱充满自我矛盾的“麻木的群氓”一语暗示着群氓这一共名其实掩盖了民众在其狂热面具后多样的心态与存在那样,本研究并非旨在罗列表层的文学中的群氓现象,更非重塑一个对于民众暴力的民粹主义崇拜,而是聚焦于莎士比亚戏剧《裘力斯·凯撒》经典群氓场景和它的历史起源与流变,揭示莎士比亚和他的前驱与后继者们如何在再现群氓的同时又颠覆了群氓这一刻板形象——在此,不同的思想者跨越时空完成了一次关于群氓的对话,并为我们今日反思历史与自身的困境提出多种可能。具体而言,在第一章中,本研究重点将《裘力斯·凯撒》的群氓场景置于西方与英国自身的文学流变谱系中,在追溯其在西方文学起源处的《理想国》对群氓的经典描述与《圣经》中的显性悲剧性起源之外,着力发掘它在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和作为英国文学源头之一的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长久被忽略的狂欢化喜剧源头,以再现群氓场景在文学中初次出现时就如何存在狂热群氓导致的英雄政治悲剧与看透一切政治游戏的群众无奈地逢场作戏的喜剧这一“悲喜交加”的双重命题,并观察这一双重命题如何同时潜伏进《裘力斯·凯撒》以及其他多个莎士比亚戏剧中。在此基础上,通过阐发古典莎评中“悲喜剧”这一核心概念,本研究将在第二章中回归莎剧自身,观察莎士比亚如何从两个源头综合了关于群氓的“悲喜交加”的双重命题而喜剧因素又是如何在被遮蔽的同时又被暗示。就悲剧的昭显而言,本研究将以《裘力斯·凯撒》为中心,通过勒庞所提出的群体心理学加以系统分析,以期以一种反讽性的方式具体揭示群氓场景“英雄-群氓’、“煽动-被煽动”、“精明-愚昧”等一系列延绵至今的经典二元对立的建构机制与一种可能的机械解读是如何产生。但绝不限于此,本研究将进一步在古罗马、伊丽莎白时期的历史与多个莎剧文本的往返阅读中探讨莎剧自身的力量是否隐含着将悲剧中狂热群氓消解为喜剧中冷漠看客的可能——机变逢迎的民众在佯装的狂热中冷静地加入阴谋,在政治势力的倾轧中寻求自身生存的夹缝与利益最大化,从而将政治的悲剧化为自身的喜剧。在此之后,本研究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从英国文学流变的维度考察莎士比亚在他身后与他的先驱和后继者们如何在走入后世英国关于民众的意识形态斗争时就群氓问题相遇并反复展开丰富的对话。第三章首先梳理莎士比亚身后整体时代语境中群氓话语构建过程,进而探讨当以托利党人为首的主流保守意识形态通过大规模建构群氓形象并挪用古希腊喜剧对民众的批判以排斥民众的合理诉求与政治改革时,莎士比亚与他的先驱阿里斯托芬如何反复相遇在18-19世纪菲尔丁和雪莱关于群氓的文学书写中。这些后继者们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模仿并继承了阿里斯托芬喜剧和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的悲喜交加的丰富内涵。他们通过和莎士比亚与阿里斯托芬展开多个维度的对话与交融,从而以一种喜剧方式反讽性地反拨着时代语境中的群氓话语并复活莎士比亚戏剧中民众的多元形象。第四章将继续探讨当类似的群氓话语构建在雪莱身后依然不断加强时,莎士比亚与他的另三个后继者的对话。被誉为“苏格兰的莎士比亚”的司各特完整地展现了莎士比亚悲喜交加的群氓场景。“想象力仅次于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狄更斯在企图逃离莎士比亚民众形象的丰富性同时产生了自我分裂,他不同作品中疯狂的群氓和逢场作戏的群众从对立的两极复活了莎士比亚的民众形象；奥威尔在批评狄更斯对群氓的建构并直接否定群氓的存在之余,将自身创作直接置身于凯撒主义复活的语境中,他那在威权注视中无悲无喜的瘫痪的民众正是莎士比亚古罗马群氓在现代社会的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