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的“定增新规”在政策层面为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松绑,定增市场迎来新一轮繁荣周期,宁德时代582亿元的定增预案进一步引发投资者、监管层以及学术界对定向增发的关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A股股灾使得股价崩盘风险备受关注,此次疫情冲击下资本市场更是剧烈动荡,多国股市触发“熔断”,在此背景下研究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股价风险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十分必要。本文选取2007-2019年成功实施定向增发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分别运用多元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法研究定向增发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存在性和作用机制。具体而言,首先分别对定向增发、面向大股东的定向增发、面向机构投资者的定向增发以及混合定向增发的股价崩盘风险影响进行回归,其次基于基础回归的结果进一步研究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抑制崩盘风险的具体作用机制,再次考察内外部监督机制和定增募资投向的异质性影响,最后探究定向增发限售锁定制度的影响,以及2017年定增新规和减持新规的制度变迁效应,并进一步讨论公开增发的股价风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定向增发能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且不同认购者具备异质性,面向大股东的定向增发能够显著抑制崩盘风险,面向机构投资者的定向增发对崩盘风险有微弱的加剧作用,混合定向增发对崩盘风险有微弱的抑制作用;第二,面向大股东的定向增发同时通过“支持”和“掏空”两种机制影响崩盘风险,“支持”效应表现在股权集中度提升使得大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利益绑定更为密切,以及加强监督和审慎经营带来的会计稳健性提升,“掏空”效应表现在提高发行折价率导致的财富转移和利益输送,但总体而言“支持”效应超过了“掏空”效应,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具有积极的治理作用;第三,内外部监督机制能够很好地抑制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第四,无论是面向大股东的定向增发还是面向机构投资者的定向增发在解禁期后均显著加剧了崩盘风险,2017年的定增新规和减持新规削弱了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对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表明通过政策严格限制打击大股东参与定增时的“掏空”动机和解禁后的减持行为,并没有起到平抑股价波动的预期效果,反而加剧了崩盘风险。第五,公开增发通过盈余管理加剧崩盘风险,股权分置改革明显抑制了公开增发的股价风险效应。本文由定向增发视角切入,拓展了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深入理解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的行为动机、行为特征及其风险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