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主流学派经济学家一向认为,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上的市场自由竞争机制是增进社会经济效益的最佳机制。从社会效益的角度看,人类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行为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常的生产性经济活动,包括人们从事的日常生产活动、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目的的科研与技术开发活动、以及在正常市场条件下进行的交易活动等,这些活动能够创造社会财富、增进社会福利;另一类则是生产性活动之外的、旨在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影响他人行为及其收益的活动,这些活动不一定能创造出新的社会财富,其目的从行为主体的角度来看同样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类行为本身及其结果可能更多地导致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有时甚至会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的浪费。现代理论经济学界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在现实社会中,由于某种经济体制的制约和引导,个体趋利避害的竞争行为有可能导致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耗费。针对这类行为进行观察探究、展开分析研究,对其中的现象提出合理的解释,并对这些行为的后果作出可信的判断,应该是经济学家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之一。时下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尤其是自2008年9月15日发生了至今已经影响了全球经济增长的次贷危机或称金融海啸以来,全球各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与介入变得更加明显。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中国等,已经先后制定出应对金融危机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的相关措施。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主要是对社会微观经济主体活动进行管制和诱导,这是对市场机制的替代。史普博(1999)认为,政府管制是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日本著名的管制经济学家植草益(1992)将政府管制称为“公的规制”,并将其定义为:社会公共机构依据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政府管制的产生是与市场失灵相联系的,是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的一种代替竞争政策的治理机制。当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即出现市场失灵时,政府就通过管制以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干预资源配置。政府在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中,其本来目的就是要补救市场失灵所带来的不良结果,从而尽量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以及保证公共利益不受侵害。政府部门拥有能够运用法律权限,通过许可和认可等手段,对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价格、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投资、财务会计等有关行为加以限制(经济性管制)的权利;拥有能够以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安全、健康、卫生以及保护环境、防止灾害为目的,对物品和服务的质量和伴随着提供其而产生的各种活动制定一定的标准或禁止、限制特定行为的规则(社会性管制)的权利。这样,政府中从业人员或称政府公务员或官员,在其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就一定有进行设租、抽租,并鼓励企业或消费者个体寻租的冲动和动力,进而可能出现政府失灵的现象。但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没有政府的经济行为是难以想象的,有了政府可能会消耗大量的管制成本或巨大的租金支出,但一旦没有了政府,经济活动因无序带来的成本会更大,负面的影响也会更大更长远。因此,在这一背景下,研究政府设定租金的相关理论,就显得十分重要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的结构是从政府设租展开讨论,依次对政府设租与企业寻租的供求模型、政府设租行为与租金的供给分析、企业寻租与租金的需求分析、政府设租与企业寻租的一般均衡分析并提出规范政府设租与企业寻租的一种解决方法。具体内容包括如下:绪论介绍了问题的提出和本文的结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有关定义、假设和相关理论述评,通过对相关理论述评引出本文将要采取的理论分析方法是综合应用寻租经济学理论和管制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在管制背景下的政府设租行为和企业寻租行为的;第二章政府设租与企业寻租的供求模型,详细地说明了政府设租、抽租行为与租金供给,企业或消费者个人的寻租行为与租金需求的关系,并进一步阐述了政府设定租金的交易价格确定机制;第三章政府设租与租金的供给分析,通过使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直属管理部门或管制机构)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说明了政府设租行为实际主要是地方政府(直属管理部门或管制机构)为了一己之利鼓励企业之间竞争而可能设租的博弈分析;第四章企业寻租与租金的需求分析,通过给出包括寻租竞争者的对称性与租金完全消散分析,寻租竞争者的非对称性、风险厌恶与租金不完全消散分析和影响寻租竞争者寻租的其他几个因素分析,说明了寻租竞争的存在有可能降低寻租者人数但不仅不会减少租金的供给,反而会有所增加的可能性;第五章政府设租与企业寻租的一般均衡分析,先对消费者的护租行为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说明,接着分别从在位企业数目固定、在位企业数目变化和在位企业数目联合的情形,对政府设租与企业寻租进行了一般均衡分析,并从一般均衡的视角说明了在位企业、消费者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政府设租与企业寻租的影响;第六章规范政府设租与企业寻租的一种解决方法,主要是基于前面分析,提出了中央政府应对地方政府设租后,企业或消费者个体寻租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规违法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即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督促地方政府在设租过程中实施拍卖设计将是解决地方政府设租分配的一种有效方法;最后,给出了本文结束语。本文的创新主要表现:第一,分析问题方法的创新。本文分析政府设租与企业寻租结合了寻租经济学理论和政府管制经济学理论,并应用了微观经济学理论中的供求模型分析、一般均衡分析等方法,提出拍卖设计理论可能成为规范政府设租与企业寻租的一种解决方法;本文除了应用逻辑推理分析方法外,还大量地应用了数学证明方法对有关命题进行了论证,提高了有关命题的正确性。第二,观点与内容上的创新。目前,国内外学者撰写的有关寻租经济学的文章多数只注重于对企业或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的分析,忽视了政府对寻租和设租行为的影响;而有关管制经济学的文章,一般又多集中于政府管制的福利效应分析,而很少讨论政府设租行为的效果。本文给出了政府是设定租金的主体假设,这样,通过政府就可以把管制和寻租结合起来研究,并且假设政府在设租(抽租)与寻租行为关系中将占主导的地位,因此对政府主体地位的有关内容分析,构成了本文的基础。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于文中所列问题仅限于从理论上加以推导和论证,没有能够从实际的统计经验和数据中给予相关检验和佐证。这有待于本人将来作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