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乡村问题显得极为严峻，同时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场波浪壮阔的乡村建设运动。一些有识、有志之士和社会团体、政府机构尝试从村治、乡村教育、乡村卫生、农业技术改良等不同路径，从事局部或整体的乡村建设，藉以“救活农村”、“修复农村”、“复兴农村”。在这场持续多年的大规模乡村建设运动当中，中国基督教会作为一股特殊力量，以教会的社会资本和精神资本积极参与其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黎川实验区是中国基督教会组织参与乡村建设的典型代表。该实验区是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下属的农村建设实验区。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是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回应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呼吁，联合中国基督教会的一些不同宗派所组成的农村建设团体。这一团体在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撤离江西后，于1934年起在闽、赣交界的前苏维埃地区——江西黎川从事乡村教育、乡村卫生、农业技术改良等整体性的农村建设实验，抗日战争时又因应战时需要，主动担当起难民生产和难童教养的工作，为国分忧、为社会解难。它整合了当时中国基督教会的有限力量，继承近代以来中国基督教会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社会服务传统，在乡村建设和战时服务方面均取得了相当成效，构成了中国乡村建设史和中国基督教会社会服务史中不应被忽略的一章。
　　黎川实验区历时十二年（1934-1945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本文将分五章来全面概述黎川实验区的历史。第一章回溯黎川实验区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背景。分别从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在江西实施农村重建、实验区发起者宋美龄的宗教热情和社会改造理念、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推动等三方面来介绍黎川实验区的产生和形成过程。第二章描述黎川实验区初创时期西教士牧恩波、胡本德等人的筹划和起步工作，进一步说明黎川实验区初期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第三章介绍民国时期基督教会知名理论家、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徐宝谦负责时期的工作，并讨论黎川实验区在这一阶段所遭遇的困境与挑战。第四章介绍在抗日战争时期黎川实验区拓展工作内容和工作范围，在开展农村建设服务的同时，实施难民生产和难童教养工作，黎川实验区最终圆满落幕的艰难过程。第五章评价黎川实验区不同阶段的成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与黎川实验区曲折发展过程相关的三大神学问题，即教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宗派分立与教会事业联合的可能性问题、社会福音与个人福音的关系问题。最后是结语部分，结合黎川实验区的历史经验教训，讨论社会服务在中国基督教会实现其公共性过程中的积极意义。
　　本文试图通过整理黎川实验区的相关历史文献，尽可能准确地还原这一段尘封的历史，并对之进行尽量实事求是的历史定位和历史评价。又通过再现黎川实验区产生和演变直至解体的曲折过程，探讨其不同时期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特点以及所遭遇的困境，结合民国时期中国基督教会组织社会服务的一般状况，总结宗派联合的教会社会服务事业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中国基督教会当前和今后的社会服务提供些许参考和借鉴。
　　本文还力图通过从整体上深入研究黎川实验区，反映出民国时期尚处于中国化过程中的幼稚的中国基督教会，秉承基督教会社会服务的传统，以极为有限的资源试图参与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客观上又在实现基督教会在中国社会中的公共性。
　　历史展开的逻辑往往比理论所揭示的逻辑具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因为历史是偶然性和必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的活生生的再现。民国时期基督教会开展的社会服务事业，提供了一个基督教会实现其在中国社会的公共性的历史模式。本文企图通过黎川实验区的曲折发展过程说明，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包容性发展”中，中国基督教会对于自身在社会服务中的角色地位和积极意义应有正确的认识，社会对于基督教会的社会服务和社会功能也应有正确评价，如此基督教会将能以更主动的精神去适应中国社会，充分实现其在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为中国社会继续做出其特殊的贡献。
　　最后，本文还有意要说明，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曾经有无数名不经见传的基督徒本着基督的爱和牺牲、服务的精神，在教育、卫生、乡村建设和战时服务等诸多方面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成为中国基督徒和一般国民的道德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