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城市女性的孕产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性孕期从生产的自然过程转变为需要医生干预的医疗化过程,从自我家庭护理转变为医疗机构的定期检查。女性孕期检查和各种基因筛查技术的常规化使用,造成了女性孕期医疗化的社会现象。女性孕期医疗化本身是社会建构的过程,反映了多元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影响结果。它是在国家、医疗机构、市场因素和孕期女性多元主体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共识和行动选择。本文采用福柯生命权力、医学社会控制和现代风险理论作为研究框架和分析路径。研究了中国女性孕期医疗化社会现实问题。在国家治理层面,中国政府人口生育政策对于提高人口质量,实现优生优育取得了积极效应。国家生育计划机构衍生出更多的权威机构,广泛开展出生缺陷防治的社会宣传和健康教育,并对准妈妈进行科学母职规训。在科学母职话语的不断介入下,城市女性自我内化了“科学”话语,不断通过自我管理来获得国家所提倡的“高素质”胎儿。在医疗机构层面,医疗机构和医学专家作为医学权威,动用医疗技术和检查手段开始了“再造病人”的过程。产科医学通过对权威知识的建构,不断推广使用医疗模式来重新界定和理解女性孕期。“高危孕妇”这一概念工具将医学对女性身体的监视合法化。在医生与孕期女性临床实践中,医生将产前筛查和诊断建构为一个常规检查介绍给孕期女性。在这一过程中,产科医学实现了对女性孕期医学规范化干预,以及对胎儿质量的控制过程。市场因素进一步推动了孕期医疗化的发展。在医疗市场化的背景下,市场和医疗机构通过强调孕期的风险来强化孕期女性的患病风险。通过将产前医疗商品化的过程,将健康与疾病问题建构为孕期女性的“个人责任”。孕期女性承受着多重的压力,需要在多样的产前检测项目中进行不断地选择和决策来确保胎儿的健康。通过对孕期女性的孕期经历、风险感知以及产前技术选择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孕期女性对于风险的感知超出了医学模式的风险范围。其过往的经历、对医学知识的掌握、对医疗检测所提供的信息的态度,以及其对于母职的理解都影响了孕期女性的风险感知。女性在医疗决策的过程中,需要考虑所有的风险因素,以便做出对胎儿最有利的选择。虽然孕期女性可以进行选择,但是这些选择却是虚幻的。孕期女性在面对现代医学话语、风险话语和科学母职话语的规训时,其选择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孕期女性在国家、医疗机构和市场的规训权力作用下,不断学习现代化的孕期知识,以及选择孕期检测以保证其生育一个健康胎儿的期许。产科医学作为以确保母婴安全为目的的学科,对城市孕期女性身体形成了社会控制和标准化干预。对城市孕期女性进行必要医学介入的情境下,对于非必要的医学检查和标准化干预则忽视了孕期女性的身体差异和个性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