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前,曾有人预言随着世界大交通格局的形成,这个世界必将合为一体,届时,也再无“差异”一说。一百年后的今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交流方式的确应验此预言前半部分,交流沟通方式较之百年以前,已是今非昔比。但未见世界开始真的因此而融合。相反,当今世界冲突与合作较百年以前更为错综复杂。人们的思想非但不能得到统一,还较百年前更为多元。形成这样多元的根本原因,便是世界各民族拥有自己独特的、且一定程度上排他的文化。文化,即是决定各民族哲学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根基。而语言符号,作为文化的载体与反应,更是无处不散发其使用者的文化因素。人类社会交流的方式是语言符号的交换,而翻译是异语民族为跨过语言障碍而进行交流的必要的手段。但是,翻译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触动了源语与译入语的文化,尤其是隐蔽文化成分。因此,表面看似通过翻译而达到成功的交流,其背后实则充满了文化的冲突与妥协,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完整而平等的交流。本文以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译作《Monkey》(译自《西游记》)为切入点,试从中西隐蔽文化中发掘出双方哲学思维、社会结构、宗教观点的差异以及互文视角下韦利的《Monkey》中所包含的东方主义,以证实带有隐蔽文化色彩的文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具有“不可译性”。该论文的写作意义在于抛砖引玉,管窥蠡测地为翻译研究及文化研究领域提供一些借鉴与思考。并且,以翻译为载体审视文化、将文化贯穿于翻译中进行研究的方式,可以将单纯的翻译理论研究由“求”提升到“学”。而将文化体系下的哲学思维贯彻于翻译研究之中,也能使翻译研究由“经验”的范畴迈向更高层次的“超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