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的经学,学界多有论述,但更多的是从学术史、学术思想史、政治或者文学、文论的角度。通史类著作中涉及有东汉经学,但内容比较少。单部经典研究史中包含的东汉经学,也只是讲述某一经的传授与特点。目前学界还未有专门著作对东汉时期的经学进行全面系统地论述。为此,本文试图从东汉经学研究的原生态史料入手,分析东汉经学研究的最初状态,并对其在流传过程中呈现出的特点进行讨论和研究。即文章重在研究：东汉经学在当时是怎么传授的?或者说是怎么流传的?在流传的过程中表现出哪些特点?整个东汉经学在流传过程中又以何种面貌或特点呈现?而这些是我们全面认识和学习东汉时期经学的基本史料,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个时期经学的基础资料,通过本文的初步研究以期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文章论述东汉经学,其范畴限定在“五经”范围内,即《诗》、《书》、《礼》、《易》、《春秋》。两汉时期的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东汉时期的经学主要是古文经学不断与今文经学论争并取得主导地位的经学,在这个过程中两者各自发展,直至通汇贯通,最终使东汉经学发展成为一种“通学”。文章的前五章,分别沿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条线,梳理了东汉时期的人们对“五经”的最初研究状态：哪些人进行了研究,如何研究的,在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经学流传过程中又有哪些自己的特点。文章的后五章则把整个东汉时期的经学放在宏大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下进行考量分析,指出东汉时期的经学整体表现出的特点有：经学的政治化,经学的谶纬化,经学的文学与史学倾向,经学的“通学”特质,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等。东汉的《诗》学,主要是古文经《毛诗》学和今文经《齐诗》、《鲁诗》、《韩诗》学。古文经《毛诗》虽然不立于学官,但是在民间流传,同时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盛行于学者之中。当时著名的学者如郑众、贾逵、马融、郑玄均治《毛诗》。特别是郑玄为《毛诗》作笺之后,《毛诗》更是盛极一时,并最终取代了“三家诗”的学术正宗地位。今文经《鲁诗》和《韩诗》仍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齐诗》发展地位则较低。东汉的《书》学,分为古文经《尚书》学和今文经《尚书》学。古文经《尚书》学的传授可分成三个系统：西汉末涂恽、刘歆的门徒以孔安国师承为名的所谓壁中古文本系统,杜林漆书古文本系统以及未言传授系统的盖豫、周防等古文诸家。今文经《尚书》学主要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之学,而欧阳《尚书》学发展最盛。东汉的《礼》学,主要是古文经《周礼》学。东汉时期,古文经《周礼》大行于世,直至郑玄为《三礼》作《注》,列《周礼》于《三礼》之首,遂成为东汉古文经学的一面旗帜。与此同时,今文经《仪礼》学和《礼记》学也在发展,出现了卢植的《礼记解诂》等重要著作。东汉的《易》学,主要表现在研究古文经《费氏易》和今文经《施氏易》、《孟氏易》、《梁丘易》和《京氏易》。这个时期,古文《费氏易》学逐渐兴盛。东汉初年的古文易学家主要有陈元、郑众等,其后有马融、郑玄、荀爽等。今文经《易》学中的孟氏、京氏《易》比较盛行,其中虞光世传孟氏《易》,五传至三国虞翻,形成今文《易》学的支流。东汉的《春秋》学,主要是古文经《左氏春秋》学和今文经《公羊春秋》、《榖梁春秋》学。古文经《左氏春秋》学在东汉得到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学者,如贾逵、马融等。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成为东汉今文经《公羊春秋》学的总结性著作,今文经《榖梁春秋》学相对发展较弱。东汉经学的政治化是东汉经学发展的一大特点。东汉时期,由于上层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经学发展呈现出繁荣兴盛的局面；经学对政治服务仍然是这个时期经学发展的一项重要职能。与此同时,谶纬成为东汉社会一种特殊的学术现象。以谶说经,经学的谶纬化,是东汉经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经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谶纬是对今文经学家们传解经文的一种发挥。《白虎通义》的产生标志着谶纬与东汉经学实现合流。在谶纬成为显学的东汉,古文经学家于说经之中也杂以谶纬,经历了由坚决反对谶纬到利用、附会谶纬的一个过程。东汉一朝,师法家法最初仍然是解释、运用和传授经籍的重要依据,也是检验其正确性的基本尺度,章句之学兴盛。到了东汉中后期,经学家们师法和家法观念逐渐淡化,古文和今文兼习,相互补充,以收融会贯通之效,“通学”兴起。儒者大都习两经以上的学问,而且古文经学兴起之后,今、古文兼治成为一时的风尚,经学越来越向着“通学”的方向发展。作为经学繁盛时期的东汉,其经学的发展对文学、史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时期的文学和史学等的发展无疑不打上了经学的烙印,从而昭示出东汉时期经学传播方式的广泛性,成为东汉经学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自西汉刘歆拉开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论争的序幕,经东汉班固、张衡、王充、桓谭、郑兴、郑众、卫宏、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蔡邕等持续不断的努力,至郑玄则集大成,终于使得古文经学一步步传播开来并最终占据学术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