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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两个概念——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两个概念都不是从中国家庭本位的传统伦理文化中自发生成的。通过引入卢梭、尼采、易卜生、施蒂纳等人的思想,个人主义在五四时期逐渐成为股思想潮流。但个人主义并未内化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民族救亡的现实面前,个人主义很快让位于能够直接解决社会问题的阶级革命。作为两个截然相反的概念,它们对“人”的内在规定性完全不同。个人主义肯定个体的理性自觉。它以“个”、“我”为基本组织单位,提倡“个”的理性自由精神,肯定“我”的理性批判能力。而阶级革命以“我们”的集体的联合为基本结构形式,要求个人必须服从集体,并以思想的一统性作为革命胜利的根本保障。当集体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流话语,追求精神自由的个人主义的命运就成为一个问题。本文以鲁迅及其精神传承者为代表考察个人主义在阶级革命的“我们”及其话语权威面前如何最终丧失“我”的精神独立,从而剖析个人主义与政治话语权威的复杂关系。第一章主要论证鲁迅个人主义的位置及其独特性。首先必须从理论上阐明个人主义的真正所指,以便于确定鲁迅个人主义的逻辑起点,概述鲁迅个人主义的特质。鲁迅的个人主义始终是立足现实、立足人间的。正是对中国现实的清醒认识,使得鲁迅的个人主义具有一种“绝望”的独特气质。绝望,在鲁迅的个人主义体系中并不是纯粹消极的。作为行动的内在驱动力,它具有积极意义。对现实真实,也即黑暗的发现,以及对死亡的独特体验,使鲁迅个人主义的现实指向性获得了深刻的政治批判性。第二章,主要根据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阐述鲁迅“个”的思想的具体内涵。鲁迅先从非物质的主观精神切入对“个”的思考。在诸多强调“主观”精神的思想流派中,鲁迅尤其肯定了极富现实战斗精神的主观意力派。借鉴“主观意志派”与“摩罗诗派”等西方个人主义的理论资源,结合中国传统术语,鲁迅赋予“个”以新的内在规定性。在他看来,真正的“个人”,是充满“内曜”与“心声”,具有“意力”,能够以“神思”之诗表达现实之真,并由此与现实形成对抗关系的“一二士”。“内曜”,是理性自我的显现,是指通过自我的理性力量破除黑暗之遮蔽,获得理性自觉的状态。鲁迅对“内曜”的阐释符合启蒙本义,由此,启蒙成为鲁迅“立人”的逻辑起点。个人主义在与现实的对抗关系中明证自身的价值与意义。个人主义者以言说与行动展现理性自觉之个体对现实的反抗。因此,第三章,借助文学展示鲁迅作为个人主义者的反抗。鲁迅个人主义的反抗在启蒙语境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反抗传统集体观念,尤其国民性,这是对已经内化为集体行动指南的实践理性的批判;反抗认识层面的成见——鲁迅重新审视“希望”、“绝望”、“光明”、“黑暗”、“复仇”、“死亡”等概念,并用行动的真实性重新审视这些概念的虚妄性,从而取消观念意识形态对这些概念的遮蔽,重新回到概念的原点——作为世界之组成部分的最本已的存在;由此,鲁迅超越了成为时代主流的启蒙话语。第四章,阐释鲁迅对自我的现实定位。鲁迅用直刺向天空的“枣树”、以死亡为终点,始终行走在“痕迹”上的“过客”等意象形象地表达自已与现实的关系以及自已在现实中的位置。鲁迅“在”同时又“不在”现实之中,这使得鲁迅的个人主义反抗行动如同他的文学作品一样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性。在无产阶级革命逐渐取得话语优势之时,个人主义面临集体话语的新挑战。论文第五章考察集体主义与阶级的“我们”是如何生成,并逐渐发展为一种权威话语的。理解“我们”话语的实质,作为一个大的背景与现实存在,对理解鲁迅在集体主义思潮中如何介入革命以及如何保持“我”的独立性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第六章主要对鲁迅的革命观、“革命人”、革命文学等观点加以阐述,以此说明鲁迅始终以“个”的身份参与革命。鲁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我们”始终保持警惕。他不是以阶级认同,而是以独立思考的个体身份参与到革命之中。他认为阶级革命只是革命的一种而不是唯一形式,革命在任何历史时期作为变革社会的动力都是合理的。革命的真正力量是“革命人”,是认真从事革命事业,为革命不惜牺牲生命的革命实干家,而不是空喊口号,在革命的边上享受着革命果实的“众数”,也不是拿着鞭子,呵斥别人革命,自已却站在一旁的“巧人”。鲁迅仍然从“人”的角度审视革命的现实发展。鲁迅反对将文学视为宣传的工具,肯定“革命人”用血与肉铸就的革命文学。通过对中国古典神话或故事的现代改编,鲁迅对逐渐以统治阶级面目出现的“我们”进行了批判与嘲讽。本文通过对《故事新编》中《理水》、《采薇》、《出关》等几个文本的细读,探索鲁迅在革命语境中的自我坚守。鲁迅对自已与革命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愿意以革命的“同路人”身份参与革命,并甘愿充当“梯子”,为推进现实的革命注入一点“真实”的“希望”。鲁迅在革命中的表现是他对自已在启蒙语境中已形成的“个”的理性自觉的坚守。从鲁迅的立场来看,他的个人主义始终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但从革命的“我们”一方来看,鲁迅对革命的参与,使得将鲁迅纳入“我们”话语体系成为可能。鉴于鲁迅个人主义所体现出来的战斗精神,无产阶级领导者从阶级革命的政治需要出发置换了鲁迅思想的本质属性。原本属于启蒙个人主义思想体系的鲁迅成为阶级革命的前驱者。“原鲁迅”逐渐被表象化了的“鲁迅”所淡化。革命对鲁迅个人主义的创造性误读,使得鲁迅更多的是以一个文化符号的身份“存活”在革命之中。第七章,从权威话语之于鲁迅的角度,论证权威话语对鲁迅的改造。鲁迅基于个人主义的现实精神,成为现实革命的参与者。他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由此,鲁迅的个人主义精神与政党政治联系起来。瞿秋白是最早将鲁迅塑造为阶级革命战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因与鲁迅的特殊关系,以及身份的特殊性,冯雪峰的鲁迅阐释对创造性的解读鲁迅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如周扬、艾思奇、陈伯达、周文等人,将鲁迅视为抗日民族解放的英雄,爱国爱人民的战士,甚至赋予鲁迅以“党性”,鲁迅已经被描述为“我们”革命队伍中最忠实、最英勇的一员,这无疑是对鲁迅反抗行动的断章取义式的解读。而最具典范意义,且影响深远的是毛泽东的鲁迅阐释。毛泽东的特殊地位以及他本人对鲁迅的推崇,使得鲁迅逐渐成为一个政治、文化符号。第八章,从鲁迅精神传承者角度解读鲁迅个人主义的历史命运。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权威话语致力于打造阶级战士形象的鲁迅相比,仍追求五四启蒙精神的部分知识分子,希望尽可能回到反抗的鲁迅、行动的鲁迅那里,以保持知识分子“个”的精神独立以及对现实的关怀。在延安时期,短暂的“杂文运动”是对鲁迅现实批判精神的传承,他的后继者——萧军、丁玲、王实味、胡风、路翎等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捍卫着鲁迅个人主义的传统。但在“极左”政治文化氛围中,想要坚守个人主义绝非易事。因此,他们或者付出生命的代价,或者投降,或者臣服,或者精神失常。个人主义要打破话语权威的努力终究抵不过权威话语施加给“个”的政治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