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起源问题历来是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努力探究的问题。在古埃及前王朝统治者的皇室墓群中，规模最大且随葬品最丰富的是阿拜多斯U-j号墓，阿拜多斯U-j号墓是早期埃及文明的一个最重要来源。该墓是德国考古研究所1977年以来对阿拜多斯U墓区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的，是阿拜多斯(Abydos)乌姆·艾尔-卡博(Ummel-Qaab)王室墓群中最古老的部分。考古学家认为从该墓的规模、丰富的随葬品、出土的象牙权杖以及多处出现的“蝎子”的符号来看，这很可能是座叫作“蝎子”的国王的王陵。阿拜多斯U-j号墓共有12个墓室，其中在11号墓坑中发现了一些骨制和象牙制标签，有符号的标签共186个，标签上刻划的符号的数量为一到四个不等，有有色颜料痕迹。186个标签中有162个能够根据中古埃及语的转写机制标出读音并推测出意义，占标签总数的86.8％。标签上的符号（简称标签符号）的意义可能是标识各种产品的数量、产地或名称。根据标签符号所记录的内容可将标签符号分为四大类:数字符号、王名、地名、经济事务与管理机构的名称。本文将讨论这些标签符号的性质，探讨标签符号与文字的关系，以期对古埃及文字起源的研究提供具体的例证。　　论文的主体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叙述标签符号的意义;第二部分通过标签符号与同时期其它载体上符号的比较，探讨标签符号与其它载体上符号的关系、标签符号与文字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将标签符号与圣书字进行比较，探讨标签符号与圣书字之间的关系，推测标签符号与圣书字的距离;第四部分，总结以上研究成果，推测标签符号的性质。在正式研究之前，本文先对标签符号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语言文化环境以及标签符号的功能进行了阐述，目的是使读者能够对标签符号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在黄亚平教授的广义文字学理论、符号的“二次约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主要采用比较研究和量化统计的研究方法。其中，通过标签符号与同时期其它载体上符号的比较研究、标签符号与圣书字的比较研究来探讨标签符号与文字的关系、标签符号与圣书字的关系，由此确定标签符号的性质，是本文的最大创新之处。通过研究，作者认为标签符号是埃及最早的文字例证;是一种尚未完全成熟的文字;标签符号的功能主要是用于商业贸易;由于自身功能的局限，标签符号还未实现逐词记录语言的功能，还不是真正的、成熟的文字系统。此外，通过标签符号与圣书字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标签符号与古埃及圣书字有渊源关系，标签符号同史前埃及的陶器刻划符号、印章、调色板等载体上的符号一样，是古埃及文字取材的源头之一。由此可见早期文字产生的渠道是多元的。正如黄亚平教授所说，文字系统中的单体符号来源于史前符号，而不是现造的符号。而史前符号系统之间也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