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临汾、运城地区位于山西省西南部,自古即为中原北方地区的交通要道,境内的宋金元建筑遗存丰富,为本文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基础。本文以作者多次实地调研、测绘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结合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和相关历史文献,在历史时期考古学理论的指导下,利用适合中国古代建筑遗存特点的木构建筑形制年代学研究方法,完成对本地区宋金元时期的寺庙建筑单体建筑形制的分期,并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等级的寺庙格局的演变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将临汾、运城地区宋、金、元时期佛寺、祠庙的单体建筑形制分为三期,每期又可分为前后两段。第一期自北宋至金大定,为地区特色保持期,前段为北宋崇宁以前,后段为北宋末年至金大定;第二期自金大定至蒙元时期,为本地传统形制与外来形制的相互影响与变革阶段,前段为金大定至金末,后段为金末蒙元时期;第三期自元至元至元末,为该地区元代建筑的形制稳定发展阶段,前段为元世祖至元至元武宗至大,后段为元仁宗至元末。在分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与临汾、运城周边地区同期建筑形制及《营造法式》的比较,总结出宋、金、元时期部分富有地区特色的建筑形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布与传播,从而对不同历史时期区域间的关系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最后,本文将建筑形制分期研究和历史背景相结合,对建筑形制分期的历史成因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以上研究,本文认为北宋时期陕西、河南作为北方地区两个地域中心影响着周边地区,其建筑形制保持着各自的地域特色,临汾、运城地区主要受到陕西地区的影响,与山西中部地区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互相影响,与晋东南地区联系较弱。金元以后,陕西不再保持地区中心的地位,境内建筑形制发展较为缓慢,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减弱。都城的东移使得山西地区更靠近文化中心,临汾、运城地区反而又对陕西地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营造法式》颁布后,河南地区以及紧邻的晋东南地区很快受到影响,但临汾、运城地区直至金大定间才开始出现明显向《营造法式》靠拢的建筑形制,这一现象在北方大部分地区是普遍的,这可能与金大定间官方所推行的限制民间寺庙的制度—“大定新制”相关。元代以后,临汾、运城地区的建筑形制趋于稳定,但有两个较为特殊的时期值得关注,一是元大德七年平阳大地震对该地区元代建筑的影响,二是元仁宗之治所带来的元代寺庙建筑营建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