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花费近五年时间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他坦承编译过程让他收获很多,可视为《西行漫记》的前奏。不仅如此,《活的中国》选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外译起步阶段最为成功的一次努力,为打破当时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做出了贡献。然而,国内外学者却没有给予《活的中国》编译足够的重视,要么忽略不计,要么仅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对外传播的注脚一笔带过。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翻译研究者开始关注《活的中国》选集,对其中的翻译策略选取展开探讨,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为将《活的中国》编译研究引向深入,本研究以编译主导者斯诺的在华“社会轨迹”及其思想演变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如下几个重要问题:《活的中国》选集的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的选取,选集中建构的现代中国形象以及《活的中国》编译与《西行漫记》之间的内在关联。本研究注重搜集与使用与个案相关的一手史料,同时借鉴具有解释力的西方翻译理论,力图做到论证有“理”有“据”。在描写的同时,注重解释,做到描写与解释相结合。本研究针对目标个案提出如下三个研究问题:（1）《活的中国》编译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选取情况如何?为何这样选择?（2）《活的中国》选集建构了怎样的现代中国形象?为什么是这样的形象?（3）《活的中国》编译与《西行漫记》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通过考察相关史料发现,《活的中国》选材经历了前期的编译计划调整以及两轮入选作家的筛选和调整,才有了现在的选集目次。经过两轮入选作家筛选和调整,多位非左翼作家纷纷落选,左翼作家的比重大幅提高。选集选材过程体现了斯诺思想上“左转”的过程,他逐步相信左翼思想是正在改造现代中国的精神力量。斯诺的选材倾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倾向政治立场有代表性的作家;二是侧重选取在青年读者中影响较大的作家。为了将个人叙事植入译文中,斯诺主要使用三种翻译策略完成对译文的改写:首先,利用时空建构,将原文中的批判引向现实社会;其次,通过原文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改换原文中受压迫民众和知识分子形象;此外,采用标示式建构意在加强民众的反抗诉求以及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在文本选择和特定翻译策略的合力之下,斯诺建构出正处于文化转型期的现代中国形象:深受多重苦难的中国,觉醒与抗争的中国和红色革命影响下的中国。在深受国内外多重势力的压迫下,中国部分受压迫民众开始觉醒,但尚未有所行动,反抗的诉求主要来自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激进分子。中国红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赢得部分民众的支持,但也因民众的无知而被误解。斯诺对现代中国“他者形象”的建构也折射出斯诺对美国“自我形象”的思考:美国不应以武力介入中国事务,而应扮演民族自决原则捍卫者和世界和平维护者的角色。《活的中国》选集是《西行漫记》的前奏。在编译过程中,斯诺对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各阶层民众的革命诉求以及中国命运等问题了解更加深入,这促使他进一步思考中国的现状与未来。陕北之行为斯诺的思考提供新素材和可能的答案,并以《西行漫记》的形式呈现出来。本研究是探讨记者型译者行为的一次有益尝试,为斯诺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素材,同时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者模式、国家形象建构策略以及译介行为评价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