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现代汉语常用动词和小句的情状，重点研究现代汉语常用动词的过程结构和小句情状的构成情况，尤其是动词和那些可能影响其类型转变的成分是如何组合成小句情状，力图夯实情状体研究的基础，使至现代汉语整个体系统的研究更加完备和充分。这里的小句指的就是“简单句”。本文拟按照体系统组合式“句子体=[视点体[情状体[动词体]]]或[语法体[词汇体]]，首先确定“情状”在现代汉语中的具体语言表达形式，即以“谓词+主要论元成分（论元宾语和论元主语）”为基本构成成分的动词组合，在小句中还包括“状语和补语成分”，然后运用情状理论和非范畴化理论，根据动词的每条义项，对现代汉语常用动词的844个常用动词共1876个义项进行穷尽性的分类，将其过程结构分为“五大类12小类”。就小句而言，动词的语义特征和过程结构是影响句子情状类型的“动词”因素，相对而词主要论元、状语和补语成分则为影响句子情状类型的“非动词”(因素)，此下面紧接着分析“影响小句情状类型的非动词因素”，探索“非动词”因素是如何影响小句情状类型转换的，在以上的研究基础之上，最后将“动词”和“非动词”因素结合起来，系统讨论小句情状内动词和其他成分的组合情况。研究方法主要是将具体义项和语法表现相结合，基于语料库定量分析动词和小句的情状类型和组合情况。主要理论基础为Vendler(1957)、Smith(1991)、Olsen(1997)、沈家煊(1995)。基于以上思路，本文共分六章进行讨论。　　第一章为理论背景介绍，说明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回顾了研究现状，介绍了本文的写作思路和语料。本文的选题缘起于陈前瑞(2003)博士学位论文中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之一——“情状体有待研究的课题”，因而课题的主要任务是运用情状理论对现代汉语常用动词进行穷尽性分类以及在此基础上讨论小句情状的组合情况。在回顾以往的现代汉语动词情状分类过程中，分析了以往分类存在的不足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面，认为以往的动词分类大多是基于语义特征的“非此即彼”的分类，它不符合现代汉语动词语义“非离散”的“渐变”特征，并提出了众多学者对“情状”在现代汉语中的具体语言表达形式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也是情状体研究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最后介绍了本文的写作思路、方法以及语料来源、辅助工具书。　　第二章主要解释了与“Aktionsart”（行为类型）相关的一些问题，并介绍了一些影响较大而且对本文后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情状”理论。首先按照“时”、“体”研究的历史发展线索，即三个概念(“时”、“体”、“Aktionsart”)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国外学者的研究进程，依次对“时制”的起源、“体”从“时制”中的分离、“Aktionsart”的出现及其与“体”性质的区分等问题进行了梳理，由于国外体研究方面的资料非常多，所以我们只介绍了一些与上述问题密切关联的部分，不求全面、周详地搜罗，只以厘清“Aktionsart”的发展脉络为旨要。在理论基础方面，主要介绍了Vendler(1957)、Smith(1991)以及Olsen(1997)，尤其Olsen基于“缺值”对立的理论是我们分析动词和小句情状组合的重要理论。最后对“情状”在现代汉语中的具体语言表达形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它可以在两个层面表达:在短语层面，由“谓词及其主要论元成分”构成;在小句层面，除了“谓词与主要论元成分”外，还应包括“句子状语和补语成分”在内，但词尾“了”、“着”、“过”及副词“（正）在”语法化程度较高已作为语法标记看待，所以不应归入“情状”内。　　第三章为现代汉语常用动词的分类，即动词的情状分类。动词的情状类型，为动词的语义特征决定的内部过程结构类型，是情状抽象结构的三因素（起点(l)、终点F、阶段D）组合的种种可能性。然而，汉语动词语义的“渐变性”特征决定了动词的过程结构之间不只是“要素”的“有无”之分，还包括“要素”的“强弱”之别。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Smith“三因素”的事件“抽象结构”为模板，遵循语义内容与组合形式相互结合的原则，对金立鑫动词八种行为类型的划分标准进行了重新评估，合并“I--”、“--F”归入“I-F”类、取消“IDF”类，并吸取郭锐根据三要素的强弱对大类进行进一步细分以反映出语义“渐变性”的优点，另外将他的Vc4（即本文的B4）类进一步分为“持续类”与“反复类”两次类，最后将动词的过程结构类型确定为五大类十二小类，即“-D-”（无限结构）、“ID-”（包括前限结构和双限结构，后者依据动态性的递增又分为B1、B2、B3、B4、B5五小类，其中B4再分持续、反复两次类）、“-DF”（后限结构，也据动态性的渐强分为两小类）、“I-F”（点结构）、“---”（无要素结构）。同一动词具有多个义项，就可能不止一种过程结构，因而，本文依据孟琮的《动词用法词典》和《现代汉语大词典》（第五版）的动词义项，将现代汉语的844个常用动词按照不同的义项归入上述的“五大类十二小类”之中，从而对常用动词的情状作了穷尽性的分类。　　第四章讨论影响小句情状类型的非动词因素。“Boundedness”（界性）是体的重要参数之一，是判断短语和小句情状类型的重要概念，因为无论在动词层面还是在短语、句子层面都存在“界性”问题，且“界性”在动词、短语及句子的层级组合上会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因而在这一章中，首先介绍了沈家煊的“有界/无界”理论及孙英杰的“可识别的变化程度”，作为我们判定现代汉语小句情状类型的重要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们按照小句情状的“非动词”因素的构成成分，即主要论元成分（包括论元主语和论元宾语）、状语、补语，详细、系统地讨论它们是如何影响小句的类型发生转换的。其中，根据充当状语的不同语法成分，分副词（包括时制、无定持续态时体、频率、表序等副词）、形容词、动量短语（“(—)M”和“(—)M(—)M”）、时间名词及其短语（“时点”和“时段”）、象声词短语及其他短语进行讨论;而根据补语的意义范畴，将其分为结果（形容词和动词）、数量（动量和时量）、时间（“时点”和“时段”介词结构）、趋向四大类型进行讨论。最后，对句子情状类型转化的原因进行了一些总结性的概括，说明了各种句法成分对句子类型的影响力是不平衡的。　　第五章详细讨论小句情状是如何由动词与其他成分组合而成的。本章在动词过程结构的分类和影响小句类型的“非动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对每类结构类型的典型动词和其他成分如何组合构成小句情状进行了考察。在小句内，动词既是句法结构的中心，也是语义解释的重心，因而动词与其他成分的组合实际上就是其与周围名词性成分的语义搭配关系，也就是说，对于每个动词的每条义项，只有唯一的基本句式与它形成对应关系。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根据林杏光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大词典》（人机通用）提供的动词基本句式，对现代汉语五大类的十二小类的典型动词与其他成分的组合情况以及这种组合构成的小句情状的类型进行了比较全面、细致的考察。在对动词与其他成分组合构成的小句情状的判定时，我们根据汉语动词“渐变性”的语义特征，对不同类型的动词与其他成分的组合情况区分对待:对具有“原型”或“典型”意义的状态动词（“-D-”类）、动作动词(“ID-”中“双限结构”的B(4)类）、变化动词（“I-F”类），可以直接运用Olsen基于“缺值”对立的情状合成理论对它们构成的小句类型进行判断;而对于其他的“非范畴化”动词，不是不顾汉语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语义特征理论，而是根植于动词的语义特征和过程结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地运用情状理论对句子的类型作出符合逻辑的判断。　　第六章总结了全文的主要结论，并揭示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贯穿全文的一个重要语言学思想是认知语义观，认为无论动词的词汇意义、还是由动词和其他成分组合而成的短语和小句的命题意义，都是外界事物及其之间的现实联系在人的大脑之中反映的产物，是人的主观意识对现实情景进行加工的结果，因而语言意义不仅反映客观的现实内容，而且体现主观的逻辑思维，是客观和主观的有机结合。只有坚持认知语言学的语义观，我们才能对动词、短语及小句的情状类型进行判断，也才能对句中的“非动词”因素如何影响小句类型的转变进行讨论，也才能运用西方的一系列情状理论及“界性”、“可识别的变化程度”的主要表现形式对各种繁杂成分构成的句子进行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