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期,《德国民法典》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对违约金调整制度作出规定,允许司法在一定条件下对违约金条款进行干预。这对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违约金调整制度从此也成为了各国立法的通例。我国《合同法》第114条就规定了违约金调整制度,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也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合同法中的违约金调整规则作出了进一步解释和细化。但是,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违约金调整规则的规定都比较宏观,而且违约金调整涉及到违约金具体数额的变动,每个法官就违约金调整进行判决时,主要还是依靠其对于法律和具体案件的理解进行自由裁量,这就导致了违约金调整规则在司法实践上出现了许多分歧。本文主要分三个部分来研究赔偿性违约金的调整规则:第一部分探讨的是“赔偿性违约金的司法实践”,通过对判决书的总结探析法院在赔偿性违约金调整中的具体做法。本文所引用的案例以及总结的数据都来自北大法宝网,包括本人以“违约金调整”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网上检索到的所有2015年度结案的关于违约金调整的共计90份判决书。通过对这些判决的总结,本人主要探析了法院在赔偿性违约金中“是否调整”、“调整多少”、如何认定“过分高于”三个问题上的态度和具体做法。以便在发掘出法院在赔偿性违约金的调整上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应当如何解决。第二部分着重分析赔偿性违约金调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逐一地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首先,本文讨论了赔偿性违约金调整的理论基础,即约定赔偿性违约金既然是合同自由的一种体现,是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合意,那么法院是不是应该介入这种平等的民事关系去对违约金进行调整?这个问题是违约金调整中的基础问题。其次,本文讨论了赔偿性违约金调整中的一些难点和重点,即怎么认定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如何确定守约方“实际损失”的范围和具体数额?“适当减少”违约金的标准应当如何掌握?守约方与违约方在违约金调整中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法官在行使释明权时应当掌握好怎么样的尺度?本文前两个部分主要是为了“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因此第三部分主要就立足于“解决问题”,即赔偿性违约金的应然性调整规则。本文通过第二部分所总结和分析的问题,一一对应地提出了这些问题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应当如何解决:即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之间的平衡应当如何把握;裁量规则与量化规则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理解;认定违约金过高的参考因素包括哪一些;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以及法院在对证据作出认定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