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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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作为工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极大地推动了相关城市的经济发展。在重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新时期,产业集聚对区域环境的影响也就成为包括区域经济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不少区域经济学者从集聚形式入手,探究了产业专业化集聚、多样性集聚对环境污染排放影响大小及其作用机理,但尚未在产业集聚环境外部性问题上形成共识。而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我国重要的国家区域战略之一,长江经济带肩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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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作为工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极大地推动了相关城市的经济发展。在重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新时期,产业集聚对区域环境的影响也就成为包括区域经济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不少区域经济学者从集聚形式入手,探究了产业专业化集聚、多样性集聚对环境污染排放影响大小及其作用机理,但尚未在产业集聚环境外部性问题上形成共识。而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我国重要的国家区域战略之一,长江经济带肩负着建设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家用电器、汽车、纺织服装世界级产业集群的重任。然而,伴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工业污染成为制约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难题。本文基于集聚外部性理论、集群生命周期理论等相关理论,从专业化集聚、多样性集聚的环境外部性及其影响因素差异入手,研究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特征及其对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以期为深化区域经济学的产业集聚环境外部性讨论,并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服务。专业化集聚、多样性集聚对环境的影响都具有两面性,取决于环境正外部性和环境负外部性的比较。在此框架下,本文提出了三个理论假设,并采用2004-2012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利用比例法、熵指数法对专业化集聚、多样性集聚程度进行度量,并运用Arc GIS 10.0软件刻画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特征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空间格局;其次,基于固定面板模型,检验专业化集聚和多样性集聚的环境外部性,比较两种集聚类型对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甄别影响两种集聚环境外部性的因素;最后,基于门槛模型,检验专业化集聚、多样性集聚环境外部性的阶段性特征。相比以往研究,本文在研究尺度和数据来源上进行了拓展,同时对集聚环境外部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究。本文主要得到了如下结论:(1)2004-2012年,长江经济带专业化集聚程度整体呈现“西高东低”格局,上游城市的专业化集聚程度远高于中下游城市,多样性集聚程度则反之,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格局。从变化趋势看,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城市的专业化集聚程度有所下降,而绝大部分城市的多样性集聚程度有所提高。长江经济带工业污染排放强度整体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并且污染强度高值城市在长江经济带上游集聚的态势愈发明显。(2)专业化集聚和多样性集聚共同影响工业污染排放强度。针对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结果表明,专业化集聚的环境负外部性更强,而多样性集聚存在降污减排作用。另外,影响专业化集聚、多样性集聚环境外部性的因素存在共性,同时也有差异。外商投资、科学技术能够提升两类集聚的环境正外部性。环境规制能够提升专业化集聚的环境正外部性,而经济规模是提升多样性集聚环境正外部性的主要因素。(3)本文验证了产业关联对多样性集聚环境外部性的重要影响。相关多样性集聚的环境正外部性明显高于非相关多样性集聚。另外,经济规模、科学技术等因素对集聚环境外部的影响也主要是通过相关多样性集聚发生。这说明多样性集聚环境正外部性的发挥有赖于产业关联。(4)随着集聚程度提升,专业化集聚和多样性集聚的环境外部性会发生变化。专业化集聚对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大致呈现“U”型趋势。多样性集聚的环境外部性主要源自于相关多样性集聚。相关多样性集聚对工业污染排放之间大致呈现倒“U”型关系;非相关多样性集聚存在微弱的环境正外部性,对环境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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