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神州大地上,仅就老百姓心目中的清官偶像来说,有着“包公”、“包青天”美名的包拯崇拜者应该是最多的、影响也是最大的。虽然包拯生前就享有很高声誉,但长期以来对“蹊田夺牛”风波却褒贬不一。从包公特立独行性格看,他为人刚正,从政清廉,直言无忌,处事果断,可见欧阳修讥讽包拯“蹊田夺牛”说并非公论。宋元时期,出于多种主客观原因,无论统治阶层、文人墨客,还是普通百姓都极力“美化”包公,高度称赞他的为人、为官和为民,体现出以客观性为基础、功利性为导向、文学艺术性为手段的特点。明清及民国以来,对包公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过包公既有由“人”到“神”的一面,也有从“神”回归“人”的一面,这主要受到当时民间社会风气的影响,因此在包公文学作品中,既显示出其丰富多样性,也出现了“神”“人”交织的现象。新中国成立以后,包公崇拜有回归“人性化”的倾向,其意蕴突出表现在轻人治,重法治;轻崇拜,重督责;轻权威,重民主;至于今后走向,则要一分为二看待包公崇拜,大力传承和弘扬包公精神,倾力打造包公廉政文化品牌。综上,从包公崇拜的阶段性特征分析看,都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也映射出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及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