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作为人生存之根本,在经历长期被鄙弃、压抑和遗忘的历史之后,在现代思想和日常生活中被突显出来。本文将“身体”作为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和研究西方有关“身体”理论的发展演变历程,揭示“身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理论话语中的不同命运,由此展示出“身体”理论在现代文学批评视域下的丰富涵义。本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由五个部分组成,具体如下：绪论部分首先对英文和汉语中的“身体”进行词源学考察,阐述其基本含义和隐藏的文化观念。其次,根据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提出的交往性身体的五种身体形态梳理国外研究现状；分析译介、哲学和文学批评三个方面的中国身体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绪论最后界定了本论文的具体研究对象,阐述了研究方法、目标和意义。第一章主要通过勾勒身体在西方文明演进过程中曾经经历的五个时代,回溯现代身体理论的历史源起。在神话哲思统率的古希腊黄金时代,人们崇尚身体之美、身心和谐和人性之自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发展了稳固的身心二元论,身体作为灵魂的囚牢和谬论的代言人生活在白银时代。基督教哲学牵引着身体走进青铜时代,让它背负双重职责,既是上帝的善之创造物和救赎的必要条件,又担负着罪和恶之名,接受禁欲主义的磨炼。身体在经验论哲学和唯理论哲学的论战中起起落落,最终在认知领域被架空,作为生理物质沉默压抑地生活在理性主义主导的黑铁时代。在19世纪末的英雄时代,尼采在批判基督教和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宣告上帝已死,并通过诗学意义上的身体来重建价值体系。现代思想对身体的关注并非心血来潮,而是身体历史的延续和反抗性的发展形态。第二章以弗洛伊德的欲望身体为重点考察对象。无论是无意识论还是性本能论都凸显了非理性主义的元素,动摇了意识和理性的霸权地位。弗洛伊德以此来解释人格的发展、文明的起源、思想体系的进化史和艺术创作的本质,表现出身体性思维。本章在阐述欲望身体理论的内涵的基础上,试图将它置于整个身体理论的发展史中来理解和评价它的意义。欲望身体的出场击响了非理性主义的战鼓,为身体理论的后续发展铺平了道路,开辟了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新方向。同时,弗洛伊德横跨理性和非理性两个领域,展现出矛盾的身体观。第三章探讨了法国思想家梅洛·庞蒂和福柯的身体理论。前者从身体的行为和知觉研究出发,将身体视为感官联觉、身心交织的统一体,提出主客体统一的“身体—主体”。具有意向性的身体在处境化的空间里能动地拓展活动范围,与世界形成对话和交融。后期,梅洛·庞蒂从含混的身体现象学转向“肉”的本体论,试图克服身体—世界的二元论残余。与前者不同,福柯更加关注被动的规训身体。他运用系谱学的方法,考察了身体如何成为被知识消解的客体和被驯服的生产力,展示了权力／知识共生体对身体的政治建构,描述了现代规训身体的零碎化、时间化和空间化的特征。与前者相同的是,福柯在晚期也经历了理论反思,开始探讨身体的抵抗,倡导生存美学。第四章梳理了女性主义的身体论争,将其归纳为三种主要的身体观。首先,在争取基本人权和身体支配权的斗争中,女性主义者受制于身心二元思维模式,以男权社会的规范为标准,追求同一和狭隘的平等,对自身的身体特性持否定态度。第二,从文化深层挖掘“他者”处境形成原因的女性主义者将身体看作父权制的建构物。波伏娃首当其冲地揭示了男性话语对女性社会身体的造就,迫使现象身体在异化的处境空间里难寻自由；米利特则提出了“性政治”。巴特勒将身体建构论推向极端,解构了“性”的自然属性。第三,为了重建女性话语,以西苏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批判精神分析学的性别观,坚信身体的美和力比多力量,将身体用作隐喻性的概念,提倡差异和女性书写。第五章围绕身体两种不同的审美活动展开论述。消费文化批评中的身体演变为最美丽的消费品,蜕变成一种被物化的符号。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身体的内在和外在进行美丽维护,塑造和表现更具市场价值的自我。伊格尔顿和舒斯特曼则尝试建构身体美学。前者主要探讨了身体、审美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后者则更加积极地为身体的审美能力进行辩护,提出身体意识及其四个层面,并系统地划分了身体美学的三个分支。结论部分尝试总结西方理论中身体概念的丰富内涵,并提出进一步的思考：身体理论在中国的安家落户意味着什么?中国文化的身体性、拿来主义的主动选择和反思意识以及与时俱进的多维运用证明这并非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再现。目前中国运用舶来的身体思想开展的研究存在许多问题,为将来的改善和创新留下了很大的空间。结论最后指出身体研究仍然是全球化语境下异质文化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中西文论平等对话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