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中国预算民主的发展历程。预算,就其本质而言,是围绕公共资源之配置的、充满博弈的政治过程,而远非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在法治国家中,这种政治过程须得接受民主的规范。因此,考察一国的预算民主化问题,不失为透视其法治状况乃至整个国家的宪政结构的有效路径。本文正是在这一构想前提下展开的。本文首先通过介绍预算制度之起源流变,厘清了预算民主化的两条路径——人民通过议会实现对政府权力的规范,公民通过参与权利达致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基于此,本文对中国预算民主化的考察包括两个方面,即对人大预算监督权的检视以及政府行为合法性之维护。就前者而言,在规范层面上,《宪法》、《预算法》、《监督法》以及地方预算监督条例均明确了作为议会的人大在预算领域中的权力是至上性的。然而,在实践层面,种种数据显示,人大的预算监督权力是虚弱的。就后者来说,在步入“行政国家”之后,政府职能以及政府行为的急剧扩张已经严重破坏了传统的“传送带模式”赋予政府及其行为的合法性,换而言之,政府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已经无可回避。预算开支,乃是一切政府行为的基础。公民通过行使各种形式的参与权利,监督政府的“钱袋子”,进而形成对政府行为的制约,无疑是维护政府合法性的路径之一。通过对历届党代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全国人大预算审查报告等文件以及中央与地方预算改革的分析,本文认为,在预算民主化的过程中,人大的预算监督权在实践层面上监督效果依然远远落后于其在规范层面上的强化力度,政府的预算执行行为在公开、透明以及公共参与方面均存在一定问题。最后,本文尝试着探讨了这些问题久治不愈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