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转型经济时期，伴随着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我国FDI大量流入，其流入的走势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势颇为一致。然而，能否就此认为FDI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本文认为仍需进一步检验。基于这一背景，文章从空间经济学和制度约束的视角，研究转轨经济时期FDI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探讨FDI流入与我国三大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关系。文章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FDI流入原因、FDI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和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的研究成果，理论回顾表明，我国外资流入的原因、规模和质量等与传统的外资理论有所不同。其次，本文将我国FDI流入的影响因素区分为技术因素、区位因素、制度因素等方面，分析了制度约束下我国FDI具有“规模过大、质量偏低、行业分布与地域分布分散、进入方式独资化”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非典型特征。再次，本文从制度约束的视角探讨了转轨时期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和途径。认为外资对东道国的产业既产生由资本供给、溢出效应所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又产生因所有权在海外所导致的收入漏出效应。我国制度约束会使产业的外资依赖加深，从而导致收入漏出的扩大，因而FDI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两者的比较。最后，本文建立实证模型，探讨了转轨时期FDI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利用1985-2011年我国FDI流入量和三次产业增加值所占GDP的比重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ECM模型对FDI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发现FDI增加导致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且总体呈U型趋势；FDI的进入有利于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提高，且这种影响呈边际递减趋势。总体上，FDI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但这种调整效应呈倒U走势。这与FDI的资本供给和溢出效应有关，也与制度约束下FDI的收入漏出效应有关，因此，我国仍应扩大对外开放，继续吸引外资，加强对外资的产业引导，提高引资效率。同时，要注重减弱或消除制度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