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文选题与研究意义自1992年科斯获得诺奖，使新制度经济学逐渐得到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可以后，科斯及其追随者的理论先后被引入中国。中国的渐进式的改革本身就是20世纪最伟大的制度变迁之一，它为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分析，甚至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然而，它同时拥有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分析和三流学者滥竽充数的肤浅看法。特别地，对于中国股票市场，这一最惹人关注的焦点，对其历史形成过程的分析却相当缺乏，更不用说令人满意的佳作了。但是，没有对其形成过程的很好理解，我们就无法更好地理解现实。而对问题的解决办法首先寓于对其形成的理解和把握。因此，本文试图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这一段历史做出自己的解释。本人认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力图改造这个世界，以符合某些人，乃至经济学家自己的主观判断。这既因为它涉及到一些道德哲学的价值判断，从而超出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同时也因为经济学目前尚处于“炼金术”时代，无力实现这种艰巨的宏图伟业。因此，经济学研究的意义在于解释有的经济现象或人类的行为，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这正是本文目的和意义所在。二、论文主要内容全文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理论篇这一部分主要是就论文中将要应用和涉及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作一综述。它由两部分组成，即制度变迁理论和公司融资理论。第一部分分为5个小节。第一章 制度变迁理论1、交易成本、制度与产权制度实际上是在资源稀缺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对资源的竞<WP=3>争与合作达成的某种契约关系。因此，荒岛上的鲁宾逊的一人世界里是不存在制度的。而且，在新古典的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里，制度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冲突总是可以通过免费的谈判和协商解决。科斯正是引入了交易成本，才打开了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大门。制度包括正式的成文规则和非正式的道德约束等。其核心是对资源使用的产权制度的界定。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假设了清晰的私有产权界定在交易之先，而对产权本身的形成、起源和演变的研究则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内容。2、交易成本与制度变迁制度可以说是人们为了节约交易成本所作的一种安排，但交易成本同时也决定了制度不可能明晰到详尽地规定人们的一举一动。因此，总是存在变迁的“余地”。交易主体最初总是利用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带来的成本——收益变化作出改变现有制度安排的决定的。然而，制度一旦形成，对其涉及到的利益主体而言，则是一种公共产品。这必然存在搭便车问题，进而带来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林毅夫针对创新主体的不同而将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对于后者，尽管搭便车问题使其供给不足，但我们仍然看到许多仅用搭便车的新古典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因此，诺斯引入了意识形态理论。3、意识形态理论我们的行为总是受到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环境、经历所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影响。我们并不总是按照成本——收益的比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必须解释人们什么时候按照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办事，什么时候则作出相反的选择。4、国家理论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权保护者，国家并不总是能提供使社会产出或福利最大化的产权制度。<WP=4>事实上，是国家对经济繁荣和衰退的结构负责。诺斯基于已有的掠夺论和契约论提出了自己的新古典国家理论。即作为统治者，国家一方面追求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也力图降低交易成本，以使社会产出最大。正是由于这两个目标的基本矛盾使社会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5、中国的二重机构与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由于国家与微观主体力量的对比即制度结构的不同，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方式也就会有所差别。中国的制度结构相对于其他国家十分独特，基本情形可以概括为：发达而富有控制的上层结构，流动性强且分散化的下层结构，但在上下两层结构之间却缺乏严密有效且富于协调功能的中间结构。张杰称这种情形为制度的“二重结构”。基于中国的二重制度结构，地方行为在制度变迁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杨瑞龙由此提出了自己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即由于地方政府的利益与企业具有更多的一致性，使得地方政府在界定和保护产权时更偏重于效率，并通过追求效率而获取垄断租金。因此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博弈和相互依赖形成与中央政府对立的谈判主体，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第二章 公司融资行为、政府与股票市场分工带来产出增加的同时，也带来收入的非均衡分布。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经营使一部分闲散资金存在的同时另一些企业却急需资金的注入。这二者在没有政府法令禁止的情况下，将由于巨大交易利益的诱惑成交。企业的扩大同时也是其融资方式的演进和多样化的过程。股权融资比起债权融资来，将使投资者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它一方面需要得到政府法律的产权保护，另一方面更需要政府对二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作出一定的规定，以抑制代理人的道德风险。第二部分　现实篇前文对公司融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