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建设，各方政权无不设法实现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由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的转变，但都收效甚微，直至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才完成此任务。中国共产革命起于农村，为最大限度地进行民众动员，中国共产党没有选择遵循传统的国家管治模式，而是采取打碎传统乡村社会权力结构，重塑乡村组织的方式，实现政权对基层的直接统治。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的组织化改造原因有二，即共产党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内在要求，列宁主义政党所特有的政党组织形态的外在扩展。中共对乡村的组织化改造是一个历史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且它还与宏观政治态势紧密关联，并服务于此。中共成立初期，乡村组织化改造只是共产革命道路的一个次要选择，而且无论在组织化的实际执行方面，都略显粗糙，党没有很好的发挥其在组织化改造中的核心和主导作用，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组织能力有待提升；到抗战时期，乡村组织化改造不仅成为党的既定政策，而且在组织化的具体执行和农会组织建设方面都已臻于成熟。为服务于抗日活动救国运动，农会有条件的吸纳一些“开明绅士”进来，农会领导人的选拔与激励机制日渐健全，农会会员吸纳标准也不断细化和灵活化，更重要的是，党组织能够有效管控以农会为代表的诸多乡村社会组织，国家权力也随之渗透到村民日常私人生活之中，全能式乡村社会基本成型；解放战争时期，以工作队的形式执行乡村组织化政策已成既定路径，在农会领导人选拔、农会会员的参与激励与认同塑造、党与农会关系方面，更趋成熟。从中共对乡村组织化改造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在这几十年中，乡村改造的政治技术逐渐成熟，而蕴藏在其后的则是，中国共产党政党组织能力的提升，乡村改造技术的完善是“表”，政党组织能力的提升是“里”。　　乡村组织化改造之后，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权力结构被打碎，取而代之的是按照中共理念重构的权力结构。在新型农会中，或者由共产党员充任负责人，或者共产党居于背后进行引导，无论何种类型，基层党组织对农会政策方向和政治活动有着绝对的主导权，经由以农会为代表的乡村社会组织的中介作用，中国共产党顺利地实现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全面渗透，进而强化了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在新型革命秩序中，农会已全面依附于基层党组织，丧失了自主性，形成对上负责的体制，再加上政党组织卡理斯玛化所带来的合法性，这为运动式治理的启动提供了充分的机制条件。同时亦当注意的是，乡村组织化改造的负面效果亦极其巨大，直至当下，革命时期形成的路径，仍有很多被我们所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