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使得虚拟的网络空间规模在无形中不断膨胀壮大,网络自带的工具属性使得其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在改变我们生活方式、塑造新的社会样态的同时,网络在肉眼可见的冲击着传统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文化以及法律。网络对于法律体系的冲击不仅表现在与传统理论的矛盾上,更是进而对司法实践带来了挑战。随着网络对传统社会的不断渗透,立法者开始调整原有的思路应对新事物的挑战,逐渐一步步形成关于虚拟空间犯罪的新认识和新的思维模式。本文从网络空间谣言行为这一最为常见的犯罪行为入手,分析有关网络立法方面的有益探索。2013年9月,最高法和最高检共同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解释》),《解释》中将网络空间中常见的“辱骂、恐吓”行为和“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行为以寻衅滋事罪的罪名对其进行规制。此举一方面为打击网络空间中的不良行为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另一方面为网络用户合法合理的使用网络提供一条警戒线,规范其言行也是对言论自由的另一种保护。当然,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伴随争议的,《解释》的创新性规定对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提出了新的研究和思考的方向,引起的争议也延续至今。本文以网络型寻衅滋事罪为研究对象,除绪论和结论外,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网络型寻衅滋事罪的概述部分。首先展开分析《解释》颁布前的立法情况,引出颁布解释的背景;通过解释的规定总结网络型寻衅滋事罪的概念是在网络空间中辱骂、恐吓他人或是编造、散布虚假信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在此基础上继而进一步总结出这一罪名具有的隐蔽性、行为方式多样化以及影响双重性等特征。第二部分主要是通过统计裁判文书网上的相关案例,就主观明知、客观行为方式等本文的焦点问题做司法数据上的分析,最后通过案例整理得出网络型寻衅滋事罪的两种类型模式,即“辱骂、恐吓型”和“虚假信息型”。第三部分是网络型寻衅滋事罪犯罪构成的认定标准问题。就主观方面来说,不要求要具有“流氓动机”且主观明知应是“明确知道”和“应当知道”;就客体要件而言,承认网络空间作为公共场所的地位,同时通过比对“公共秩序”和“公共场所秩序”的概念,得出对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应进行限缩解释的结论。而客观方面主要分析了辱骂、恐吓和编造虚假信息的行为模式,以及行为的结果要件分析,诸如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包括现实空间的混乱和网络空间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