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进步让更多重症患者得以依靠维生治疗等医疗措施延长生存期,但这种寿命的延长往往伴随着尊严感受的降低和持续的生理痛苦。实践中陷入末期疾病状态的患者大多已丧失医疗决定能力无法依靠知情同意制度实现医疗自主权。预先指示作为一种自然人在具有医疗决定能力时为自己日后医疗事务作出安排的文件有助于维护患者医疗自主权和生命尊严。目前我国对预先指示的学术研究大多停留在描述性研究,法学领域对制度具体规则的研究较少。尽管我国已有预先指示和安宁疗护的实践,但存在着实践与立法脱轨的问题。我国大陆地区关于临终患者医疗决定的现行立法也具有明显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医疗家庭主义限制了患者自主权、意定监护无法在患者医疗决定领域发挥作用和患者医疗替代决定的主体顺位不明确。此外,严峻的老龄化也对临终医疗立法改革提出了要求。本文从案例出发揭示了我国存在建立预先指示制度的需求。在区分预先指示与安乐死等相关概念后,文章通过对完整自主权和先前自主权理论等理论的阐述论证了我国构建预先指示制度的正当性。针对我国患者医疗决定领域的立法现状,文章总结了现行立法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比较研究法、案例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方法对比分析了新加坡、韩国、美国的预先指示立法,将预先指示的订立、撤销、执行等方面的立法模式进行分类整理;总结美国昆兰案和布伦达案在法律救济层面的经验;借助医学知识分析人工插管对患者的影响;最终针对我国现行立法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构建预先指示制度可采的立法建议。我国应进行生前预嘱立法,患者订立、撤销预先指示应以意思能力为标准;订立预先指示应为要式行为;撤销则为不要式行为;预先指示的执行应以患者患法定疾病为前提;立法应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提供责任豁免;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执行预先指示应承担民事和行政责任;医疗机构执行预先指示的同时应负有姑息治疗义务;预先指示的格式范本应提供孕妇选择权条款;营养支持应纳入可供执行的维生医疗范围。我国还应赋予意定监护人代作患者医疗决定的资格并建立意定监护登记制度。此外,立法应明确医疗替代决定主体的决策顺位即意定监护人优先于其他近亲属,其他近亲属依现有的法定监护顺位代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