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脉、腧穴是针灸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随着出土文献、文物的增多,先秦两汉时期经脉、腧穴理论发展演变面貌也日见斑斓,逐渐清晰起来,早期经脉、腧穴理论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呈现多层次、多系统的特点,其形式及内涵经历了由实践经验积累到高度理论固化的过程,而《内经》《明堂经》则分别是先秦两汉时期经脉、腧穴理论相对固化的代表。●选题依据本研究综合文献、文物资料,梳理先秦两汉时期经脉、腧穴理论的演变过程,描绘早期经脉、腧穴发展概貌,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现状的综述,认为深入研究出土医学文献中经脉、腧穴相关内容特点,尤其是与传世文献进行对比分析很有必要,但目前针灸实验及临床主要依据院校教材进行指导,对先秦两汉时期的针灸理论特点关注度不够,而先秦两汉又是针灸理论演变、成熟的关键时期,对经脉、腧穴等针灸理论中核心概念的准确认识,影响着现代针灸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故本研究从文献学角度出发,探讨先秦两汉这一中医学萌芽及早期发展时期经脉、腧穴理论的演变问题。●研究目的本研究拟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第一:梳理先秦两汉时期从出土文献、文物,到《内经》《明堂经》中经脉、腧穴理论的具体演变过程。第二:对早期经脉、腧穴相关概念进行探讨,对理论研究相对空白之处进行补充,使相关概念和理论得到较为准确的诠释与完善。●研究意义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依据最新出土的地下材料,结合传世文献,理清经脉、腧穴理论早期发展的脉络及特点,尤其是还原经脉、腧穴在产生及早期发展阶段的实质,准确把握相关概念的内涵及界限,此外对秦汉医家哲学观、身体观、疾病观也有一定程度的探讨补充。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对早期经脉、腧穴理论演变的梳理,首先有助于对传世医籍字词及医理的正确理解;其次客观认识秦汉医家的治疗经验,可以避免科研、临床过程中对针灸基本概念（如经脉循行路径、腧穴主治病症等）产生认识误差或过度夸大,在一定程度上对未来针灸文献研究提供参考。●研究材料本研究主要基于先秦两汉时期记载有经脉、腧穴相关内容的文献、文物,分为“出土文献、文物”和“传世文献”两类,介绍如下:全国各地出土包含有经脉、腧穴内容的简牍、帛书,主要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足臂》《阴阳》（甲、乙本）;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医简《脉书》载《阴阳》（丙本）;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医简《十二脉》《别脉》《刺数》;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武威汉代医简》;湖北荆州胡家草场汉墓相关医简。出土文物主要有两具:四川绵阳双包山汉墓针灸经脉漆木人形;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经穴髹漆木人。“传世文献”主要包括:医学专著如《内经》《难经》《明堂经》等;涉医文献如《庄子》《史记》等。需要说明的是,马王堆帛书、张家山汉简可查阅到原始图版,成都老官山汉墓医简还未公开所有图版,因此对老官山文献、文物的研究,只能根据整理人员公开发表的资料,属于“二次文献”。出土文物中,河南南阳医圣祠曾出土一具东汉陶人,全身遍布排列成行的小孔,被认为是穴位点,但由于相关资料不足,故本研究仅分析双包山与老官山出土的两具针灸文物。在分析传世文献如《内经》《难经》《明堂经》的过程中,适当参考了后世医家注解以及现代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主要用到文献学定量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科学研究法:本研究首先采用文献学定量研究法,对先秦两汉时期文献、文物中的经脉、腧穴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其次借助历史分析法,研究先秦两汉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等因素对经脉、腧穴演变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对经脉、腧穴具体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并借助相关科学研究方法,如利用“科学比较法”对比不同文本经脉之间的异同点,从而认识其特点及发展规律;利用“理论抽象法”对经脉、腧穴演变的原因、具体过程及其意义进行解释;利用“科学归纳法”将经脉、腧穴演变的结果进行分析,总结规律性的认识。多学科研究方法综合分析经脉、腧穴的演变过程,尤其是站在秦汉医家的立场下进行思考,能避免在研究过程中掺杂现代人的思维观念。●研究结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先秦两汉时期影响经脉、腧穴形成和演变的因素众多。主要包括:（1）解剖实体组织的认识;对体表动脉搏动、浅表静脉的诊察;利用骨针、石针进行早期医疗活动而积累的经验;巫医并用时代,对邪魅入侵体内路径的认识,促使先民形成“脉”“经脉”等概念;（2）“精气学说”的形成,尤其将“气”这一概念引入血脉、身体局部中,形成“血气”“头气”“足气”等下位概念,促进了经脉运行血气、经脉环形流注体系以及“气街”等理论认识的形成;（3）哲学数术观念“天六地五”“十二月”“八极”“三百六十五日”等,影响经脉、腧穴数量的演变。第二:经脉命名从早期“足/臂+阴/阳+脉”（《足臂》）“阴/阳+脉”“身体部位+脉”“臂+巨（泰）/少阴+脉”（《阴阳》）等较为复杂的命名方式演化为《灵枢·经脉》中“脏/腑+手/足+阴/阳+脉”的统一命名方式,其影响因素不仅与经脉循行起止点的变化相关,还与先秦两汉医家习惯性的用语、行文有关。经脉数量方面,主要体现在“心有四支”（《晏子春秋》《淮南子》）“人有四经”（《素问·阴阳别论》）“十一脉”（《足臂》《阴阳》）“十脉”（双包山木人）“十二脉”（老官山漆人、《十二脉》《灵枢·经脉》）之间的变化,尤其是手厥阴脉的产生以及手三阴脉循行及主治病症的演变。经脉循行方面,主要体现在循行路径的延长（从腕踝延伸至指趾末端）,以及循行方向（向心性、远心性）的变化。经脉病症方面,先秦两汉医籍主要用“是动病”“所产（生）病”进行归纳,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而经脉病症又与腧穴主治病症的形成相关,《明堂经》中所记载的腧穴主治病症,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所属经脉的“是动病”“所产（生）病”。第三:先秦两汉时期大致完成了经脉分支的产生、演化以及定型。经脉分支的产生主要与临床经验的积累有关,为解释不断增加的主治病症所在部位,秦汉医家便建立经脉分支进行联系,如《足臂》3条分支均与临床诊治经验相关,经脉分支在演变过程中,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如老官山漆人13条经脉分支以及双包山木人5条经脉分支,与《足臂》相比不仅数量上有增加,在功能上除可以联系病症部位之外还有联系经脉的作用,至《灵枢·经脉》中,经脉分支增至17条,其中有10条支脉专门用于构建表里经脉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构建十二经脉环形流注模式,经脉分支的功能从“联系病症部位”转变为了“构建循环理论”。第四:十二经筋在早期演化过程中,逐渐变为十二经脉的附属结构。“经筋”是秦汉医家长期对运动系统解剖结构及生理病理特点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十二经筋循行及主治病症与帛书相似度较高,理论核心是“通行卫气”,取穴特点主要是“在筋守筋,以痛为输”“维筋相交”“依脉引筋气”等,随着《灵枢·经脉》篇所构建的十二脉环形流注体系的形成与流行,十二经筋逐渐演变为经脉理论的附属结构,使得经脉理论的包容性越来越强,但实用性、针对性反而被削弱。第五:先秦两汉时期腧穴数量呈现由少变多的发展趋势,老官山漆人体表有116个疑似腧穴点,《内经》记载148个有名称的腧穴,而汉末《明堂经》中腧穴的数量多达349个,呈现“井喷式”的增长,腧穴数量增加的形式主要有:（1）骨名演变为腧穴名;（2）脉名演变为腧穴名;（3）一个部位演变为多个腧穴;（4）在常用穴的附近或经脉循行路径上增加腧穴。腧穴数量的增加也引发了腧穴命名的演变,老官山针方简《刺数》中腧穴主要以“身体部位+阴/阳”的方式进行命名,如“胻阳明”“项钜阳”“耳前少阳”等,这种命名方式《内经》仍存,直至《明堂经》中彻底抛弃,转而使用我们目前所熟知的腧穴名称。腧穴归经是腧穴数量增多以及腧穴命名改变影响下形成的,老官山漆人已经出现了腧穴归经的现象,从已公布的手三阴脉腧穴分布特点来看,所归经的腧穴主要在动脉搏动处,体现早期“脉穴合一”的特点,而后演变至《内经》《明堂经》,主要将四肢肘膝关节以下的五输穴归入相应经脉,而其余部位的腧穴以“脉气所发”按部位进行归纳。腧穴主治病症的形成因素,有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中医理论的推理、经脉主治病症和早期针灸方主治病症的移植等。●研究结论主要得出以下四点结论:第一:先秦两汉时期经脉理论的转型受多种因素影响,象数思维、哲学意识等非医疗实践因素也不可忽视,故不能单从某一方面对其进行阐释,对于“十一脉”到“十二脉”之间的转变,也不能看作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发展过程;腧穴主治病症的形成中包含有实践因素和非实践因素两部分,尤其《明堂经》中腧穴主治病症的非实践因素较多,并且被后世针灸文献所转引,准确辨别腧穴主治病症中非实践因素,对针灸临床规范化至关重要。第二:“经脉”概念最早来源于先民对血管形态和功能的观察,《足臂》内容提示早期经脉的发展受灸疗活动影响较深,在用于联系病症部位的过程中,逐渐演化出了经脉分支,经脉分支的功能转变与经脉理论内涵之间密切相关,随着十二经筋“附属”于十二经脉,以及秦汉时期藏象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下,经脉的“理论指导”作用越来越强。第三:腧穴概念的产生以及早期分布位置,与体表触诊所及的动脉搏动点相关,在腧穴数量逐渐增多的过程中,其定位也越来越明确,早期腧穴名称中的经脉命名元素,随着腧穴命名的改变而逐渐隐退,必然导致腧穴归经专门化现象的出现,秦汉时期对腧穴归经情况主要记载于《内经》《明堂经》中,两者认识较为一致,主要是分经排列与分部排列两种归经方式的结合。第四:在对先秦两汉经脉理论进行考察时,除了依据《足臂》《阴阳》《十二脉》《别脉》《灵枢·经脉》等文本文献外,还应该综合出土文物资料,即老官山漆人与双包山木人,特别是双包山木人所记载的经脉体系尤为迥殊,综合诸文献、文物,才能对定型以前的经脉体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经脉的定型则以《灵枢·经脉》篇的形成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