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近来在美国以至世界评论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关注的焦点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梭罗进行深入的分析。　　评论家一直关注梭罗和爱默生的关系。他们之间亦师亦友关系从产生，发展，以至分裂都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他们不仅指出爱默生对于梭罗的影响—正面的和负面的，而且关注梭罗对爱默生的一种反作用力。他们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梭罗式的个人主义与超验主义的联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诸多评论家的眼中，梭罗的哲学思想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生态学的源头，虽然梭罗本人并没有在他的作品中没有完整地提出这样的理论。梭罗与东方的关系一直是评论家各执一端的话题。在西方，许多评论家，如阿瑟·克里斯蒂(ArthurChristy)，倾向于认同梭罗与古代印度哲学的紧密联系，而忽略甚至是否定梭罗与中国哲学的关系。　　本文认为梭罗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梭罗的时代，他有选择地依据自己的需求从古代中国哲学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这种对异域文化的吸收对于他自己思想的形成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自从梭罗被介绍到中国以后，他又开始影响着中国的文人学者。徐迟和苇岸就是值得关注的两个个案。　　本文从梭罗在中国的译介史，中国学者对梭罗的接受，以及梭罗与中国的互动关系这三个层面来勾勒梭罗与中国的紧密联系。　　第一章主要回顾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梭罗的译介史。在建国前的一段时间，对梭罗的关注和其他美国作家相比显得有些单薄，仅在郑振铎的《文学大纲》，曾虚白的《美国文学》等作品有所涉及。直到1949年3月才出现《瓦尔登湖》的中译本。徐迟是完整翻译《瓦尔登湖》的第一人。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1949-1976)，中国文人学者很少关注梭罗和他的作品。这本讲述个人生活实验的书在当时意识形态与政治的纷争中显得有一点不合时宜。对梭罗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性关注还是1982年以后之事，中国的梭罗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勃兴，而且目前依然在持续发展，颇有多元化的态势。　　第二章梳理了中国学术界对梭罗在文学和哲学视野中的接受情况，同时指出了在梭罗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在中国对梭罗作品的文学性的关注较少，尤其是句式技巧以及变化缺少应有的关注;早期的一些评论也受到了政治环境的左右。本文认为，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表现出来的崇尚自然的思想是其人生哲学的核心。深深受到自然美的吸引，他选择了归隐的方式去贴近自然。在回归自然的过程中，他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人生哲学，并将这种以自然为本的哲学贯穿到人生的各个层面。　　第三章分析了梭罗与中国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对《瓦尔登湖》的细读，指出梭罗与古代中国哲学的关系。梭罗有选择地主动地吸收了古代中国哲学的有益的思想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梭罗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瓦尔登湖》中直接引用儒家思想有十处之多。这些引用对于梭罗关注个体道德完善和回归自然的思想有着重要意义。同时，梭罗扬精神抑物质的观点也契合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梭罗是对异域文化吸收的典范。本文还通过对徐迟和苇岸的作品分析，揭示了梭罗对中国文人学者的影响。徐迟在其散文创作中受到梭罗的影响。在翻译《瓦尔登湖》的过程中，他学习梭罗某些修辞的观点，并能积极地运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徐迟的散文语言生动，句式富于变化，有一种欧化的痕迹。苇岸在文学创作和哲学思想的形成上都受到了梭罗的影响。苇岸在其散文创作中深受梭罗的那种自由并象土地一样朴素而富于生命的文字方式的影响。因而他的散文如同梭罗的散文，平易，有力。同时，苇岸的哲学思想烙有梭罗式的印迹。在我们这个物质主义同样盛行的年代，苇岸呼吁人应该向人的本性回归，关注个体的完整性。　　最后，作者总结了以上各章的内容，指出梭罗与中国之间存在着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梭罗从古代中国哲学中汲取了有益的养分，并丰富自己的文学思想。在吸收和继承异域文化方面是后人值得学习的榜样。如今中国文人学者又从他那里吸取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