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维度。纪年，顾名思义是记录年代的方法，属时间范畴，是构成历史事件的诸多要素之一。历史纪年为历史叙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时间架构。然而，这种时间架构本身却是一种文化建构，与某种历史观念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 “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最有价值的观念，也是维护中国五千年历史没有中断的坚韧纽带。“和”，是指不同事物共处；“合”，是指不同事物融会贯通。“和”、“合”连用，突出强调了事物不同因素间的相异相成、多样性的统一<*>。 本文试从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开始追溯，止于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之初。通过对处于不同时期的传教士以及受到中西交流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著作中历史纪年表述方式的摘录，找出不同、找出变化，从而清理出晚清中西历史纪年从“冲撞”趋于“和合”的脉络，以及体味中西历史纪年“和合”背后隐含的意义。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具体考察和梳理了这一过程： 第一部分，16—18世纪，以来华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的中西文化首次真正意义的交流被开启。通过传教士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著述，中西历史纪年得以“呈现”并初“识”彼此。 第二部分，着眼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掀起的中西文化大规模交流过程的初期(1800—1860年)，其中又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分界点，分别描绘了在此之前和门户洞开后两个阶段里中西历史纪年在传教士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著作中的“表达”。在这一阶段里，中西历史纪年得以承接前一阶段的初“识”而进一步相“知”。 第三部分，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屡屡惨败，渐渐衰落，西方则日益强大。在这种背景之下，中西文化交流变得更为频繁、密切。其间，传教士通过著述以更大规模向中国输入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而中国知识分子则认识到自己的“落后”，积极向西方学习，进而著书立说倡导社会变革。至此，由先前中西历史纪年相“知”所泛起的“微澜”已不断的“扩散”，中西历史纪年逐渐相“融”。 第四部分，甲午之后，中国社会急骤变革，各种思想、文化激烈碰撞，反映到纪年上，不同政治势力派别纷纷提出了与各自夙求相符合的纪年方式，对象征着王权的正统帝王年号纪年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伴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宣布采用公元纪年。至此，清末的“纪年之争”落下帷幕，中西历史纪年也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接触、“冲撞”、相“知”之后而归于“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