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这一领域中，理论史的研究和教学是相对薄弱的，同时也缺少学科的理论经典和解读经典的传统；然而，国际关系学者有时又倾向于从古代经典中寻找当代国际关系学说的思想依据和理论起源，其中古希腊思想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得到了最多的关注，他被称为“国际关系学科之父”，他的著作则被视作“国际关系研究中唯一得到认可的经典之作”。为此，本文试图对修昔底德的国际思想进行研究，借此考察国际关系研究与经典之间的问题：经典是如何被阅读的?经典应当被如何阅读?经典如何对理论作出启迪?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中，笔者梳理了国际关系学界对修昔底德思想已有的解读。文章首先从历史角度考察了修昔底德的著作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渊源，即这部作品是如何从古希腊时代开始流传、在文艺复兴时期“重现”并通过近代思想家的传递进入20世纪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视野的；其次从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两个角度，整理了国际关系学者对修昔底德的理解。笔者认为，从现实主义角度解释修昔底德的思想虽然是主流和传统的观点，但其中存在着诸多不够准确的理解；而从其他角度对修昔底德做出的解释则相当庞杂，虽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在深度和系统性方面仍嫌不足。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即第二至四章)中，笔者通过仔细的文本分析，从人类本性、战争起始和国际正义三个角度，对修昔底德的国际思想做出了自己的考察和解释，并与当代国际关系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笔者认为，在修昔底德看来，城邦(国家)是放大了的个人，具有和人一样的本性。这种本性的不变之处在于：它总是由理性、欲望和易于脱离理性的激情所组成的；而它的变化之处在于：随着个体的不同和环境的变异(尤其是剧变)，其组成部分彼此的相对力量会发生改变，从而使人性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修昔底德所着力描写的，是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体现，即激情脱离理性、与欲望结盟而主导城邦和个人行为的状态，而不是国际关系和国内社会的常态。　　 关于战争的爆发，修昔底德并没有强调“权力”的作用，真正重要的是三个相互交织的因素：环境、动机和必然性。雅典面对着波斯战争结束时的环境，在“恐惧、荣誉和利益”三个动机的驱使下，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形成帝国、扩大势力的过程；斯巴达面对着雅典势力的增长这一环境，在恐惧这个动机的影响下，不可避免地发动了战争。结合对修昔底德人性观的研究内容，我们就会体会到，在修昔底德的笔下，雅典、斯巴达和其他城邦都在各自的环境内丧失了本性中理性对激情和欲望的控制，恐惧、荣誉或利益变成了主导了自己行为的首要因素，从而战争的爆发也成为了必然。此外，修昔底德也并没有寻找现代意义上战争爆发的“原因”以“预防”战争，而是试图通过记叙这一场重大战争“始于何处”，让人们可以“预见”未来的真相。　　 在国际正义问题上，修昔底德并不属于“反道德主义”或“非道德主义”，而是坚持传统的伦理观。他认为城邦尤其是具有实力的大邦应当奉行节制的德性，始终尊重维系着共同体的法律、习俗和神律，这样，即使在战争这样极端的环境中，正义仍然可以在国家之间得以实现；反之，如果城邦陷入狂暴、傲慢，漠视传统准则，对其他城邦以僭主自居，那么不仅正义无法维持，最终也将毁灭自身。　　 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即第五章和余论)中，笔者对修昔底德思想对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可能具有的启示作出了思考，并进而讨论了国际关系学者如何阅读经典以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借鉴、应用中华经典思想的问题。笔者认为，通过对修昔底德的思想的了解、尤其是对其中同当代思想相异之处的思考，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在国家的性质、国家的政策、无政府状态假设和方法论等诸方面获得启发。国际关系学者在阅读经典时，似应兼顾普遍性和特殊性、兼顾文字与内容、兼顾专业性和全面性。而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华经典时，也需要在思想比较的基础上发现中国经典思想的真正独特之处，从中找到推动国际关系思想变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