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传播是艺术活动的重要环节,具有丰富的内涵与鲜明的特征。艺术传播管理在艺术管理范畴中居于重要的位置。人类历史上的艺术传播活动均通过不同方式,促使艺术活动及其创作成果得到广泛的传播和交流。不同时期的艺术传播具有各自的活动模式与历史特征,而对其实施的管理行为更具有社会、时代和历史的印记。20世纪上半叶,东北地区相继由晚清政府、日本殖民统治者、沙俄殖民统治者、奉系军阀、伪满政权、中国共产党展开各种艺术传播管理活动,其传播管理呈现出多重管理主体的并峙、殖民统治者与艺术家的激烈对抗等特点,以及中国共产党艺术传播“服务人民”宗旨的确立等突出特征。自古以来,我国都是族群文化极其丰富的国家,以1900至1911年清末为开端,坎坷发展的东北艺术传播管理初露萌芽。该时期东北地区文艺发展的非“原生”传播属性以及流人文化的到来,导致东北文化本身的“突变”。作为清朝统治者在东北地区的艺术传播管理,基本呈现出一种无序性与自然形态,属于文化及艺术活动的自然运行。而日俄殖民者在实施文化殖民的同时,将日本文化与当地文化相融合,正如所有殖民文化带来的效应一样,逐渐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杂融现象。由此,20世纪初,东北地区的艺术传播显现出突出的殖民化色彩。1911—1931年间,是东北地区艺术传播管理主体行使管理职权最多样的时期,奉系军阀对于文艺市场的清理整顿管理行为,促进了东北地区艺术传播的正向发展,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传播及其管理活动由此开始形成,东北地区文化及艺术的传播与管理模式由萌芽期向着成长期逐步进展。军阀张作霖的主政,促使文化艺术活动及其传播加快了步伐,旧时代落后而无为的管理方式逐渐被淘汰。作为与东北主政者合谋的殖民统治者推出和倡导具有一定现代意味的艺术传播方式,对东北人民造成较大影响,也带来心理的麻醉与伤害。因此,这一时期的东北艺术传播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一种管理变异的状态。1931—1945年间,东北地区艺术传播管理形态发生了历史的转折,日本殖民统治者以软硬兼施的手段霸占传播通路,东北地区艺术传播管理从“多主体并行”的状态变成了日本殖民统治者与伪满政府共同专制的局面,致使该时期艺术活动及其传播发生了根本变化,对艺术传播的高压与专制性管理成为日本统治者殖民计划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仍然有大量文艺志士面对巨大的压力不改初心,在动荡的时代环境下,毅然决然地担当了传播管理的职责,为推动现代艺术在东北大地上的展拓作做出重要贡献。1945—1949年间,东北地区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艺术传播管理权方面的抗衡处于不断变化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于戏剧、秧歌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样式传播的管理全面展开,大批文艺工作者的到来拓宽了艺术传播及其管理的通道。处于战争背景下的中共对艺术活动及其传播的掌控尤为重视,不失时机地推进大众文化艺术活动,充分发挥革命文艺的重要作用。战时艺术传播及其管理,具有与和平时代许多不同的特点。在传播内容上,一般均与战争相联系,同时成为配合己方战争需要的重要工具;在传播机制上,趋向于高能量、高效率、快节奏,显现其运作的流畅与快捷;在传播方式上,通常比非战时更为简化与集中,表现出相关机构与人员的协同意识;在传播效果上,需保证对战争进程影响的正面性和直接性。基于多方面的要求,中共依靠强有力的组织系统、其成员高度的政治自觉与战斗精神,以及民众的大力支持,在艺术传播的整体方面远远超过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日伪政权及其之后的国民党政权对艺术传播的管理权实现变更,艺术为人民的大众化理念得以确立,一个属于人民的艺术传播时代正式到来。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东北地区艺术传播管理特性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时期不同管理主体在艺术管理理念、管理机制、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显示了东北地区艺术传播管理体系的传承和建构历程,彰显出不同管理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区别。中国共产党解放东北之前各时期的殖民统治者或执政者对艺术传播机构与实体实施程度不同的掌控与制约,虽然有时也为各类艺术传播机构带来一定的可以操作的空间,但在实质上则属于意识形态的严苛管控以及人身与精神的迫害。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艺术传播及其管理,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宗旨,大大解放了艺术生产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效能,为人民大众带来福祉。其艺术传播及其管理实践,不仅成为中国20世纪文化及艺术管理的重要精神财富,而且为新中国艺术传播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为中国恢弘博大的艺术管理历史增添了厚重的一页,具有难以磨灭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